首页 -> 2001年第2期
重新解读我国农村的制度变迁
作者：温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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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总体思路，并且强调了在全国有选择地建立涵盖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主要内容的“改革试验区”，有目的地进行分类指导、分区突破、弱化改革风险的政策性试验。这种把自然科学的对比试验方法应用于我国农村改革实践的做法，最初是由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发展研究所在安徽阜阳地区蹲点调查时，于1986年搞起来的。当时参与其中的，是杜润生带领下以段应碧、周其仁、陈锡文、杜鹰、卢迈等为首的一批中青年知识分子。作者对他们这种深入基层的首创精神一向敬佩，并有幸从1987年4月开始长达十一年地参与和组织了这项社会科学试验工作。近年来虽然很多试验项目不尽人意甚至中辍，但我至今仍然认为，当年参与这项工作、能够深入农村基层搞调查的研究人员提出的有创见的试验方案和研究报告，对提高中央农村政策研究的科学化程度有重大影响。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我们在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实践中不断加深了对后包问题的理解，尤其是在1992—1993年初步总结部分试验区从单项试验逐步发展为综合性制度创新的改革经验时，结合农业与农村经济面临的不断恶化的资源紧约束和市场经济的挑战，日益感到单项改革实在已经不能解决农业和农村经济面临的复杂矛盾，确实有必要重新提出1986年曾经讨论过的以农村基本制度建设为主题的综合改革，建立必要的组织制度体系来稳定大包干以后近二十年中逐渐形成的农村经济秩序，保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不过当时对于到底应该提“农村基本经济制度”还是“农业基本经营制度”把握不准确。于是，经过汇报讨论和多方征求意见，在1994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文件中，“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建设”被作为深化农村改革的第一项内容正式提出。
随后，由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文件中把我们提出的有关农村制度创新的建议，明确为“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建设”，为了丰富政策理论储备，我们向农业部申报，把“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研究”列为1995—1996年度重点课题，不过，课题组在研究中仍然把农村基本制度变迁作为研究主题。在那时的研究中，课题组建立了“两个基本矛盾和两个历史阶段”的分析框架，初步提出了在政策领域中以“三农问题”替代“农业经济问题”的一系列值得讨论或者引起了一些争论的观点。主要认为：在人口增长压力下“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不可能缓解，迫使基层村社内部形成土地均分制，这就客观上形成了不可能完全排他的产权(我在1995年向农业部软科学基金提交的课题主报告中，把这种村社对外排他、而对内则表现为集体与农户共享的土地产权称之为“产权两级构造”)，这不仅是政策概念上的“两权分离、双层经营”得以实现的内在前提，并有可能形成小农村社经济内部化的经营制度和不同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现在我们有幸看到，当年引起同仁争论的“小农村社制”和村社内部土地产权“不完全排他”等观点，正在逐渐得到认同。
随着课题研究的深入，我对农村基本制度问题逐渐有了更深更广的、更有历史感的理解，认为所做的课题还是应该定名为“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现在我把这十多年的试验研究成果加以整理，以期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主要研究成果
作者的课题研究报告主要(详见中国经济出版社《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一书)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农村基本经济制度问题综述，指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随人口倍增而更加严峻，资源紧约束使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安排不可能再有条件趋向私有制，于是大包干以后在土地占有关系上出现了比解放前的两权分离更进一步的产权两级构造，农户私有财产和其他经济成分财产比例上升，使农村财产关系复杂化。
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中，地方政府开始了新的地方工业化资本积累，代表城市垄断经济的涉农商业和金融资本仍然继续从农业提取剩余。农业的商品率和土地产出率提高，但在劳动力严重过剩的作用下劳动生产率几乎不变，而且农业主产品需求弹性下降又使供给波动加剧；于是，农民在满足温饱目标之后在市场化压力下转向追求农业外部的现金收入最大化，在土地要素不变而资金和劳动投入可替代的影响下(杜鹰、白南生等著《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其中第六章“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对农业的影响”应用不同地区人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劳动力与资金在农户家庭经营内部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资金少的农户以外出打工收益投入农业，出现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传统小农经济的“劳动替代资本”投入的内在行为机制正在逐渐自发改变；于是我们在十年试验的基础上提出，利用、改造传统组织制度资源形成农业基本经济制度，由于能够在资源约束不变的压力下有效地扩大农业内、外部规模，弱化市场风险，而可能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制度保障。第二部分是对解放前土地占有、租佃、借贷、税费等农村基层各类经济制度的历史资料的整理分析。从资料研究中我提出的主要观点是：
在清末以来人口超过四亿的压力下，人地关系已经不可能改善，于是在地租率畸高的条件下，出现了我国农村特有的土地占有权与使用权的“两权分离”，在使农业资源得到相对合理配置的同时，也形成了小农村社经济内部的劳动替代资本投入的积累机制和分家析产使土地无限析分的规模太小的问题，因此不可能与国家追求工业化的目标相适应。
在城市工商业兴起的拉动作用下，农业的商品率有所提高，这就为工商业和高利贷资本超额剥夺农业和农村经济创造了机会，正是由于工业化进程中分散的小农剩余被过量剥夺，农民才因此大量破产，社会矛盾才因此激化。
第三部分是对集体化时期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有关文件整理和实证调研分析。这部分研究指出：
相对于所有权而言，土地使用权的变动对农村基本制度的形成有更大的影响。集体化产生于国家工业化进行资本积累和城市工业品占领农村市场的需要，而不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集体化在农业上并不成功，其原因除了理论界提出的组织费用和监督成本过高之外，主要在于农业生产力水平过低和工业化已经大量提取农业剩余的条件下，人口增长对农业有限的剩余分配越来越形成压力，而当以村社人口为先决条件的收益分配不可能对劳动投入形成激励的时候，就出现了劳动力普遍消极怠工。长期以来传统小农经济条件下，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而形成的不计代价的“劳动替代资本”投入的内在机制，就在劳动工日和工分“虚增”而有效劳动投入下降的情况下，不可能再对稳定农业生产起主要作用。
第四部分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制度问题的分析。主要内容为：土地制度与财产关系、农村基层经济主体建设与农户行为，以及农村税费分配制度等部分。
研究思路和观点的形成
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受西学影响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