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2期
重新解读我国农村的制度变迁
作者：温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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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作用。因为在集体经济内部，一方面按人口平均分配生活资料的利益机制实际上鼓励增加人口、压抑劳动投入，另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压抑城市化发展，按照当时的中央文件规定，人民公社内部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劳动力又不得超过5％，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小队一级也没有产业结构调整的权利。于是，尽管账面上社员的工作日和工分都不断增加，但其实际投入的有效劳动却在不断减少。集体化时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因此有的研究从这个现象出发进行实证分析，认为集体经济由于监督成本太高而难以维持也不无道理。但是无论怎样分析，如果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没有根本缓解，那么在其制约下，只要打破了内部化的农户家庭经营方式就必须得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土地和其他要素投入难以增加因而必然使农业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也就难以提高。于是还得恢复家庭经营，只要人地关系不改善，维持农业还是只能靠传统小农“以劳动替代资本投入”的内在行为机制。
农村以恢复农民地权为实质内容的产权改革曾经在六十年代初和八十年代初两次提出。第一次只是通过“自留地”、“拾边地”以及部分开放集市贸易，给了农民对“集体化”的有限的退出权。第二次大包干的成功在于几乎给了农民完全的退出权，在承包经济内部形成了新的财产制度，由集体直接占有并且经营的财产只占总量的4％。于是，正如胡耀邦所形容的“一撅头刨了个大金娃娃”，中国农业在1982--1984年农民重新获得土地使用权之后，突然打破粮食产量长期徘徊、农产品供给长期匮乏的局面；农民收入增加使农村消费突然上升到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64％，农村市场拉动消费品生产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国民经济危困局面得以随之解脱；由此，被称之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良运动随之全面开展，中国也终于出现了令全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
5、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稳定发展只能依靠制度建设
农村改革二十年来，对农业稳定性起主要影响的内部因素，是小农在市场经济的压力下逐渐从追求生存和温饱为目标转向追求收入最大化目标，过去农民不计算资本报酬和地租收益，以不计代价的“劳动替代资本”投入从而稳定地从事农业生产的行为机制，正在朝与过去相反，但却是适应市场经济的方向进行结构性改变。在土地要素投入不可能增加而资金和劳动投入愈益可替代的影响下，农民正在因为其劳动力价格已经事实上由市场决定而逐步改变传统的“劳动替代资本”投入的内在行为机制。八十年代的乡镇企业就业和九十年代的“民工潮”，都一度因就业结构调整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但是在城市改革滞后、农业过剩人口难以转移、城市化率几乎不变的制约下，农业主产品需求弹性下降而使供给波动加剧。应该认识到：农民按照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所形成的种植业内部不断加大的级差地租，单靠提高粮食价格是难以弥平的。
而外部因素，一方面仍然是城市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继续从农业提取剩余的老问题；另一方面是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使“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更为严峻。从本世纪末1997—1999年的农村家庭经营的收益看，无论东部还是西部，农户家庭经济内部的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产出比值，都已经连年出现负值。
对此我们认为，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已经不再有“一撅头刨了个大金娃娃”式的短期高效改革了，而且任何决策选择都可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次优选择。只能一方面以城市化或者农村小城镇建设打头的城乡人口结构调整，来缓解基本国情矛盾；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强农业内部借助传统制度资源的基本制度建设，来提高小农村社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内外部经营规模。这样才有可能以较低的成本，逐步完成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进步过程中的制度变迁。
温铁军，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