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2期
重新解读我国农村的制度变迁
作者：温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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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理论体系，一直就有一个源于西方的科学及其背后的科学哲学，如何与中国的实际和中国的传统理论相结合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居于绝对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客观上也有同样的外来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因为中国至今还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对比例的农民国家；无论什么思想理论，都必须合于国情。
1、中国近代农民革命的基本脉络
中国革命实际上是农民革命，中国的三次国内战争又被称为三次“土地革命战争”；而土地制度问题同时正是农业的稳定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问题研究的基础内容。
孙中山早在发动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初所提出的纲领中，就以平均地权为重要内容之一。但是不久之后他就认识到：中国农村社会的不平等其实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于是，发动不起农民革命的孙中山转向联络“会党”起义，最终还是使旧民主主义革命沦为被军阀利用的割据战争。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二十年代作农村调查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充分肯定“痞子运动”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理论依据。后来他在早期的左倾路线影响下，在秋收起义、建立井岗山根据地的历程中，也一度尝试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来平均地权；其后不久，他就因为山区小农剩余太少、不足养军，而改变为“斗土豪、筹粮饷”，并因此受到左倾路线把持的中央的严厉处分。此后井岗山和其他根据地也因此虽然“扩红”三十万而“苏维埃”式的革命终于未果。再后来，红军历经艰苦长征后仅以三万军力在陕北贫瘠的乡村立足，以“延安山沟里也能出马克思主义”战胜了王明从莫斯科照搬的苏式教条主义并终成正果，究其原因(排除抗日战争这个外因)，把“分田地”改革为“减租减息”，把“打土豪”改革为承认“李鼎明先生是个开明士绅”，亦即保持农村基层传统的社区精英自治，应是其中的关键。《毛泽东选集》中的“两论”和《改造我们的学习》，就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支持的左倾路线的“本本主义”和王明带来的苏式教条主义斗争的产物。
2、对传统农业社会特殊性的认识
中国知识界自新文化运动到四十年代曾经有过一次较深刻的反思。一批注意研究国情的学者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或称“亚细亚形态”的问题引起讨论。其意在于引证马克思晚年自省对亚洲古代社会认识不足、因而不能以自己源于摩尔根和达尔文的有关论点，来分析中国不同于西方五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性。这本来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是一线希望的曙光。因为以原始灌溉农业为生存基础、以“群体(家庭)”为社会基因的东方古国，其社会发展过程的确有别于以原始狩猎、采集和畜牧为生存基础、以“个体”为社会基因的西方(参见吴泽所著《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通过在萃集了人类文化遗产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和巴黎的罗浮宫，认真地对历史文物做观察对比，我认为人类从原始氏族共有制社会向古代封建国家制的社会过渡的历程，东西方差别十分明显。因为人类在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结构的社会；西方是以个体为基因的社会，东方尤其是中国，则是以群体为基因的社会。中国第一个国家政治形态“夏朝”，产生于“夏禹”带领农业氏族公社对黄河水害的成功治理，而非阶级压迫和战争掠夺，当然也就不会有类似西方的奴隶制国家。
但三十——四十年代那次讨论的结果是，随着这批学者被打成“托派”，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如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深入讨论也因之中辍；而曾经在理论界起过重大作用的《奴隶制时代》，由于明确了中国也与西方完全一样，存在包括奴隶制社会形态在内的五段论进化模式，而倍受赞赏。同理，有些经济学家后来执显学之牛耳，当与他们在农村调查中提出“不足10％的地主、富农占有80％的土地”这样的重大判断、从而为大规模土改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关。但是，本课题对十九世纪初以来的实地调查按时间排序的研究已经证明：尽管土地占有绝对不平等，但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之下，土地所有权是不可能向少数人集中、而且是表现为逐渐分散的；于是出现了“两权分离”，土地的使用权在向生产能力最高的自耕农(富农和中农)集中，从而使农业资源得以相对优化配置。进一步对农业的商品化和农村借贷关系的结构分析发现，实际上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主要的社会矛盾，是高利贷和工商业资本与农民的矛盾；所反映的本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亦即城市化和工业化如何从高度分散而且剩余量太小的小农经济提取积累的问题。
3、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及其从农业提取剩余的制度安排
在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曾经历了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近三十年的国家工商业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其主要方式是：在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全额占有城乡各种资源；全环节控制工业、农业和其他各产业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全部经济过程，从而由中央政府占有城乡劳动者的全部劳动剩余价值，然后通过国家财政的再分配，转化为城市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
近三十年的国家工商业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相对于清朝末年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封建主义工业化和民国中期以官僚资本为主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而言，应该说是一次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的成功范例。在我们这个落后农业国进入现代化的特殊历史阶段，中国农民为此付出了必要的巨大代价。新中国政府追求工业化之初面临的基本矛盾，仍然是小农经济对于现代化的天然反动，与清末和民初并无二致，除了土改使地权在村社地域范围内完全私有而且更加分散化之外。在农业剩余过少而且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政府通过建立“统购统销”的流通体制和“集体化”的组织体制这两个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制度体系，直接获取除农民基本生存消费之外的全部农业剩余，以保证处于起步阶段的城市工业稳定获得低价原材料供应和工业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食品供给。而在城市，则是以非商品交换的计划体制的内部分配，通过低工资和消费品的计划配给方式，来获取城市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转化为国有工业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投入。正是通过这种高度集中垄断的资源经济控制方式，保证了中央政府在不到三十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多数年份都能形成高达30％-40％的积累率，使中国从五十年代初期一个工业产值和城市人口均仅占15％的典型农业国，在既缺乏外部市场又几乎无外来投资的恶劣的国际环境中，发展成为工业产值达70％以上、产业门类齐全和专业分工细致的初步工业化国家。
4、集体经济的问题与农村改革的历程
我对“集体化”时期农业生产经营和分配制度进行的研究发现，导致其解体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可以不计代价地以“劳动替代资本”投入的内在机制，不再有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