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2期
美国的罗可可马克思主义
作者：汤姆·沃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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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你找不到电器或空调维修工，那是因为他和第三任妻子到加勒比海度假去了。而且一旦美国的移民限制在1960年代放松，各个地区、各种肤色、各种宗教的人们就从非洲、亚洲、南美和加勒比地区涌了进来。
但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像狗一样搜寻探究。他们看透了美国，制造了二十世纪最富有启发性的词——攀比。真正的法西斯主义和有计划的种族灭绝，在二次大战后就结束了，但是知识分子用罗森堡事件，希斯事件，麦卡锡主义——整个共产主义的巫术狩猎——而且，最重要的是越南战争，来论证他们提出的“初始的法西斯主义”、“防御性的法西斯主义”、“地方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边缘”、“非正式法西斯主义”、“潜伏的法西斯主义”，——却没有注意最有启发性的新说法“文化种族灭绝”。文化种族灭绝源于美国大学拒绝实行开放的入学政策，这一政策规定，任何少数民族申请者都能入学而无需考虑年级平均分值、学术智能测试和其他潜在一原始一边缘的法西斯组织的压力。
文化种族灭绝极富启发性，但在这个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一种族主义的民族灭绝的滑稽剧中，真正值得高度注意的是苏珊·桑塔格的抨击。在1967年为《游击队评论》所作的一篇题为《美洲在发生什么》的文章中，她写道：“白种人是人类历史之癌；他们以自己创造的意识形态和技术成果，在所到之处，灭绝当地人口，破坏生态平衡，现在则威胁着人类本身的存在。”
白种人是人类历史之癌?这个女人是谁?她是干什么的?一个人类学流行病学专家?世界文化历史方面的著名权威?一个马克斯·韦伯、乔纪姆·沃什、詹姆斯·弗兰泽和阿诺德·汤因比这一级别人物的综合?其实她仅仅是又一个拙劣作家，她把自己的生命耗费在抗议集会的签名上，用她那种累赘的散文风格搭建一个指挥台，这种有缺陷的散文风格曾是《游击队评论》离不开的一根拐棍。也许她这个人就是要格外固执地证明麦克卢汉的名言，义愤是以高尚掩饰空虚的技巧，而且在其他方面她确实是个典型的后二战时代的美国知识分子。
对所讨论的问题有没有一个大致的概念，毕竟不重要。任何学者或科学家，仅仅具备自己领域的深厚知识，并不能成为知识分子。最好的例子就是杰出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他断定语言是一个结构，建构于人类非常核心的神经系统之内，对这种理论，神经科学家因为缺乏手段，直到最近才开始进行验证。乔姆斯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而出名，是在他公开谴责越南战争之后，而对越战他几乎不了解——正因此他才成为新的崇高人物。
对“形容词法西斯主义”阶段的美国知识分子来说，1989年是一场灾难。知识分子谁会怀疑中国抗议者始终把美国作为他们的自由的模本?到11月9日，柏林墙倒塌，转眼间苏联崩溃，东欧帝国解体。由此造成的无路可走的困境是，很难再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表达你的怀疑主义，你的愤世嫉俗和冷嘲热讽。“资本主义”、“无产阶级”、“群众”、“生产方式”、“幼稚的左派”、“法西斯主义的暗夜”，甚至“反法西斯主义”——所有这些东西，突然显得不再像以前那样非常错误……“本土马克思主义”受到召唤，而本土一词，只用其本义。
承认你在根本方向上错了，这并不重要。你不能让任何人放弃这个概念：正是因为美国的胜利，正是因为苏联档案公开后披露了某些不幸的事情——好像希思和罗森堡实际上曾是苏联的代理人；在麦卡锡充任可鄙的撒谎专家的同时(我们早就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苏联间谍确实渗透进了美国政府；西班牙内战一开始，不忠于共和政府的人就秘密访问了苏联——如果他们赢了，西班牙将会成为第一个苏联的傀儡国家!
主要是要确定，我们不让他们使用这种素材，否则我们从1918年11月11日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这七十年来孤独攀登奥林匹亚山的道路岂不白走了。事实是，美国赢得了冷战，但并没有在冷战中清洗顽固的美国左派，美国这么干了吗?我们仍然抓住了魔鬼本人，残酷的麦卡锡、尼克松和国会全美行动委员会，以及那些使好莱坞和大学里很多人失去工作的家伙们，我们没干吗?种族主义?仅有的事实是，赋予每个人的权力，即所有那些所谓人权和选举权，并不意味着邪恶特殊的美国病已被消灭，消灭了吗?当然没有。
这种揭露美国胜利谬论的强烈欲望，在2000年达到极点。柏林墙倒塌至今已经十一年，前苏联帝国的人民一直在看着美国人民在自由条件下的生活原则。东欧的大学生关于美国两百二十五年前争取自由的斗争的知识令人吃惊。1993年在纽约我碰到一个匈牙利学生，他知道美国革命著名的雄辩家帕特里克·亨利的演讲，不仅能背诵他1775年的著名演讲“不自由，毋宁死”，而且也能背诵1765年在威廉姆斯堡殖民地议会反对印花税法案的演讲。
在东欧，作家诸如索尔仁尼琴和哈维尔，都是自由之光的看护人。而像他这样的青年，自然要寻求美国文学人物以学习地球上最伟大的自由国家的民主原则。但是几乎毫无例外，美国作家都是……知识分子。要是我们的青年匈牙利人在散步时碰上一个美国知识分子并且给他背诵帕特里克·亨利的反对印花税法案的演讲，那他得到的反应只是虚伪的沉默。
数百万从晚期苏联暴政下挣脱的青年能去哪里?转向美国神职人员?哎呀!除了少数勇敢的罗马天主教教士，美国的神职人员已经变得与公众意见无关，除非他们屈服于诱惑——而且许多人已经——变成了知识分子本身。
今天，在任何一所美国一流大学，康德和他所有关于上帝、自由和不朽的玄思冥想，甚至还有休谟，都不会在研究院存在一年，更不必说应聘上课了。哲学系、历史系、英语和比较文学系，在许多大学里还有人类学系、社会学系，甚至还有心理学系，都按约翰·赫尔鲁克斯美妙的术语学划分成了青年土耳其人和傻瓜。最傻的是老的，五十多岁，六十出头，但一个傻瓜可能是任何年龄的，如果他是仍相信古老的十九世纪德国所谓的客观学术模式的少数教员，则无论二十八岁还是五十八岁，一样都容易成为傻瓜。今天人文学科是一大堆乱哄哄的深奥教条，诸如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读者反应理论、互文(commodifiction)理论等等。这些名字变化多端，但亚主题总是同样的：马克思主义也许死了，无产阶级已经证明无望——他们都带着第三任妻子在海边呢。但是我们发现，新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赞助人，可能正是我们——女人、非白种人、受虐待的白人伦理学、同性恋、易性癖、多形性反常、色情作品作者、妓女(性工人)——我们可以以这些身份来表达对权力的义愤，对那些资产阶级走狗的厌弃，并以此保持怀疑主义、愤世嫉俗、冷嘲热讽的强烈激情。这不是本土马克思主义；它是……罗可可马克思主义，其优雅如弗兰格诺，狡诈如沃特欧。我们将不会过于坚持政治主题，这些主题无论怎样，似乎从来都不曾产生任何正确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