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2期
美国的罗可可马克思主义
作者：汤姆·沃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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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单正平
2000年1月1日午夜12时0分1秒，获得美国环保署批准的庆祝焰火，在中央公园警戒线以外的大街上准时开始施放，这标志着二十一世纪和第三个千年的来临——独立观察家是否注意到这是第一个美国世纪的结束，第二个美国世纪的开始?
在刚刚结束的那个世纪，美国击败了两个国家：德国和俄国。现在美国比十九世纪更开放，自由女神张开双臂欢迎来自全球各地的人们——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埃塞俄比亚、阿尔巴尼亚、塞内加尔、圭亚那、厄里特里亚、古巴以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而且可以肯定他们非常喜欢公民权，包括在一个城市比如迈阿密的范围内获得政权，要是他们能控制选票的话。可是，还有谁会为这个国家的自由女神像再创作一篇二十世纪的新颂词?谁会想到为美国这个国际民主避难港建立一个纪念碑?
世纪末网络电视特别节目上的美国人，有谁在虚浮夸张地谈论1897年制作的维多利亚女王的钻石?我所能记得的是电视话外音说的美谈丑闻……麦卡锡主义、种族主义、越南、右翼军人、俄克拉荷马城、天堂之门……以及相应地我们完全不能确定好坏的事。
我的印象是，一个美国世纪带着所有的辉煌和一个鼠标垫上的动作，进入了另一个美国世纪。美国最伟大的胜利激发了所有人的爱国主义和自豪感(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叫沙文主义)、对光荣和帝国的向往(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为肤浅的迪斯尼精神)、对电脑制作的暴力音乐的爱好。
这就是我的印象；但也仅仅是我的印象。所以，我看了密西根大学传播系编制的公众意见调查资料，四种调查结果都从不同角度研究这个问题。沙文主义?肤浅的迪斯尼精神?根据一个调查，73％的美国人不希望美国人介入国外事务，除非与其他国家合作，这样，我们大概就不会遭到所有人的指责。兴奋激动?美国人没有强烈感到他们国家的霸权。正如一个临床心理医生所说，他们实际上缺乏霸权。
如果有衰落，那是什么在衰落?宗教信仰和道德戒律的更替，始于尼采1882年所做的现代哲学最著名的陈述——上帝死了——和三个对二十世纪的惊人准确的预言。他甚至估计到这些预言实现的时间是1915年。一，早先献身于上帝的信仰者，现在为抢劫、剥夺“非我族类”者而结成野蛮的联盟。他们的名字及时地改成了德国纳粹分子和俄国共产主义者。二，将要发生的战争在地球上从未出现过，其名称是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次世界大战。三，在引语中出现的再也不是真理，而是真实。现代的野蛮人发现，变化无穷的真实一词，在任何特定时刻都最有用。结果是普遍的怀疑主义、愤世嫉俗和冷嘲热讽。一次大战始于1914年而终于1918年。给人感觉好像尼采还活着导演了这场戏剧，给欧洲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名词、一个全新的形象：怀疑主义、愤世嫉俗和冷嘲热讽的具体化身——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作为名词，指称预设了一种政治姿态的智力劳动者。从一开始，这个新创造的名人，这个在二十世纪历史上准备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知识分子，就与义愤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义愤，把他提升到了一个道德优越性的高地，一旦到达这里，他就处在俯视其余人的位置，而这并不需要付出智力和其他方面的任何努力。正如马绍尔·麦克卢汉多年后指出的：“道德义愤是以高尚掩饰空虚的一种技巧。”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是否空虚，这一点很有争议，而且人们很难认可我在一个法国外交官的晚餐聚会上听到的如下说法：“所谓知识分子，就是有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但只在其他领域发言的人。”
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作家和学者很多人才有机会第一次去欧洲，他们对那里的知识分子投去仰视的一瞥。后者那种嘲讽的神情，远离芸芸众生的高傲孤僻，那些用来指点破碎文明的涂着雪花膏的优雅手指，似乎都有无法抵抗的魅力。唯一的问题是，当我们新人教的知识分子回到美国，拉开架势做出姿态时，却没有破碎的东西可供他指点。因为美国决不是一个崩溃中的文明，在一次世界大战中崛起的美国，已经作为一个新星占据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她也决非散发着衰亡气息的国家，而是一个充满朝气的青年巨人：勇敢，坚强，单纯，质朴。
但是喧嚣着沉醉于(正如尼采所预言的)怀疑主义、愤世嫉俗、冷嘲热讽之中的年轻的拙劣作家，不想让这种种情绪受影响。从一开始，美国知识分子的目的，就是效仿彬彬有礼的欧洲样板，抓住人家正在接触的、能成为唯一斗争主题的殖民地问题。在整个二十世纪，这幅图画从未改变(而到今天，一百年以后，吃力的殖民地小兄弟，仍然踩着欧洲先生的足迹亦步亦趋)。1920年代的第一件工作是跟着欧洲知识分子嘲笑“资产阶级”，在小说中，解决办法是揭开妈妈烤制的我们国家这个苹果馅饼的皮，而且说，“好好瞧瞧，看那下面是什么，表皮下就是腐烂的香气!”——辛克莱·刘易斯在他的《大街》和《巴比特》中就是这么做的，并因此而成为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人，而舍伍德·安德森在《温斯堡，俄亥俄》中也是这么做的，他的独特性在于揭露了美国中产阶级的虚伪，他创造的常见性格和常见情节，成了其他人迄今一直努力在小说、电视和电影中表现的东西。
1930年代大萧条所提供的大量材料，非常有助于知识分子产生义愤。因为美国梦看上去好像破灭了。但是即使在那时，事情也并不像在知识分子的诞生地欧洲那样糟糕。毕竟，欧洲在萧条之外还有法西斯主义。这好办，我们殖民地知识分子的特性就是攀比(catch—up)。欧洲有真正的法西斯主义?那好，我们有“社会法西斯主义”，这玩意又是什么?这是左派知识分子给罗斯福新政起的名字。罗斯福的“改革”不过是戴上了面具的法西斯主义，其黑暗将淹没美国。
欧洲马克思主义者成功地推广了这样一个观念：纳粹主义是野蛮垂死的资本主义最后的苟延残喘。他们在美国的殖民地的少数堂亲，成了亦步亦趋教条死板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压迫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也相信了这个结论。早在纳粹与苏维埃1939年签署协议之前，美国共产党就以反法西斯事业的名义(如西班牙内战中爱国者反对法西斯主义者佛郎哥的战争)，极成功地动员了殖民地居民。“反法西斯”成了一把宇宙射线枪，从知识分子义愤的世界高峰发射，能达到任何地方，迅速杀死任何人。
二次大战后，这种精神氛围导致了一种古怪的反常现象。客观衡量，美国很快成了最强大、繁荣和任何时候都受欢迎的国家。军事上，我们发展武力，以防止整个地球被核导弹炸成碎片，进而我们又实现了历史上最令人惊异的航天计划，挣脱了地球引力的束缚，登上了月球。还有些事情更激动人心。这个国家实现了十九世纪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的梦想：在美国，每个工作的人都有政治自由、个人自由、金钱和自由时间，以任何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发挥其潜能。这个国家发展到了如此水平，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