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3期
所谓七十年代人
作者：张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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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迂阔空想；其次，我们没有为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而奔走呼号的焦虑和悲壮；第三，我们更没有领导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的伟大志向；最后，我们甚至没有“重建价值体系，寻找心灵归依”，“在张扬自我和理性重扬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中庸”的热情。我们认同人性的平庸，理性力量的有限，不再试图改变世界而倾心于营建自己的世界。我们这一代身上，没有了中国知识分子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政治参与热情和政治敏感心理。独善其身就是我们理解的对社会的最大贡献。
以上，我通过文化氛围的变迁来解释了我们这一代文化性格的形成。这种一维的解释实际上是不全面的，是一种偷懒的做作。在写作过程中我已经感到了下笔的牵强。
实际上，作为文化大革命后期出生的第一代人，我们是在一种普遍的挫折心理背景下成长。我们的父兄，是中国历史上最理想主义的一代。在革命权威的激情感召下，他们形成了最纯洁的思想、最真诚的心灵、最狂热的情感。他们真诚地相信，在革命权威的指引下，他们能左右历史的发展，达到理想的彼岸。为此，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真诚的代价。而他们收获的，却是梦魇过后的落寞、疲倦、麻木，还有深深的被欺骗、被伤害的感觉。他们浪费了许多年华，却发现自己一无所获。他们找不到发泄报复的对象，只能拿自己曾经有过的真诚理想来作践，来嘲弄。这种全社会的盲目的报复心理导致了他们矫枉过正的现实主义倾向。他们悲愤而懊恼地宣布，自己再也不相信什么，只相信实际利益。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长大的。虽然我们没有经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批林批孔，但是我们以儿童少年敏锐的感受力毫无障碍地领悟和接受了父兄的情绪。这就是人类传承中奇妙的地方。通过父兄的言谈和表情，通过自己的一点点历史知识，小小年纪的我们，已经坚定地相信理性的力量是有限的，妄图通过人类的理性去改变世界是可笑的尝试。我们无师自通地选择了实用主义。而父母在家庭教育中对这种倾向的下意识鼓励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从小就厌烦标语和口号，我们很早就认识到，物质比精神更实在。出于青年人的优越感，我们十分厌烦父母身上残留的迂腐教条的思维方式和办事方式，因为他们过于拘谨、笨拙而瞧不起他们。我们做事更倾向不择手段，用另一种表达方式说就是更灵活更少限制。我们生来善于钻空子走捷径而较少有道德心的障碍。
所以，八十年代后期形成主流的商业文化被我们迅速认同。按照商业文化的标准，人的价值实现程度，取决于他占有的社会资源的多少，具体地说，也就是财富的多少。我们认为，这不失为这个多元世界的一个简便易行的通用计量标准。在商业文化中，人和人的关系应该由利益来调节。我们一般是从效率标准而不是道德标准来衡量事物。一般来说，凡是有利于提高效率的，就是善的。如果每个人都较好地照顾了自己的利益，整个社会的利益也就得到了协调，而不必有一些人苦心积虑地为了社会而甘愿牺牲自己。“如果你坚持在那危险的不文明的自我牺牲的河水中游泳的话，你为之‘牺牲’的那些人会因为你的努力而情况更加糟糕。相反，如果你把时间花在关照第一号人物(你自己)上，那么你最关心的人将会因你的行为而获益匪浅。”(摘自罗伯特·灵格的畅销书《关照第一号人物》)
因此，我们这一代人也就给中国五千年的道德至上的价值观划上了句号。中国人最根深蒂固的泛道德倾向在我们身上得到根除。我们认识到，道德所能解决的问题实在是极为有限的，在这个剧烈的社会转型期，更需要的是智慧、活力、创造力而不是道德教条。我们这一代中夫来的知识分子做学问时崇尚的将是“价值中立”原则，这正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说，正是这一点，使我们与以往的中国历史划开了界线，正是这一点，有力地证明我们是转型后的一代，正是这一点，决定着中国走上了现代化的不归之路。
三
七十年代人没有经历过苦难。大跃进和上山下乡对我们来说仅仅是历史书上的记载，我们永远无法真正体验知识青年们在农村冬夜炕头上的疲倦与忧伤，虽然他们写了那么多的小说，喋喋不休他们的感受。我们没有体验过饥饿，没有接受过超负荷体力劳动的摧残，也没有经历过命运被政治运动残酷地修改。所以，与前几代人相比，我们应该是幸福的一代。
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经历过折磨。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另一种磨难降临在孩子们头上，那就是：应试教育。
理想主义破灭后的父母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现实主义，他们突然明白了大学文凭的重要性。1970年以后的出生者，从走入校门的第一天就开始生活在高考的压力之下。如果我们的后代知道我们曾经一天要学习十多个小时，而且是这样学了十二年之后，他们一定会惊讶得合不拢嘴。而当他们进一步知道我们这十二年不过就是死记硬背了那么几门简单的功课之后，他们的下巴就会掉下来。记得在高一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批判与诅咒应试教育的万字长文，用尽了恶毒的语言来咒骂这残酷关押了我们十二年青春、智慧与创造力的牢笼。卑微平庸的生活使父母们目光短浅，要求于我们的只是一个高薪的工作，对于我们当中会出现世界性伟人的可能，他们视而不见。事实上，在七十年代人中最有希望的是这样两种人，一种是智力比较出色对付题海战术之外还有时间发展自己兴趣的人，另一种是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或者干脆辍学的人。那些智力和个性都比较平庸的人大部分被应试教育毁灭：他们把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浪费掉了。
这个牢笼把七十年代人变成了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患者。我们像所有笼养动物一样做作、冷漠、脆弱。我们都得了教育综合症，在压力面前，总是习惯于拖延，被动挨打，然后，到了忍无可忍的最后一刻，才调动起全部精力，突击式地完成所有工作。我们对待生活问题的方式就是我们对待考试的方式。我们要么毫无节制地放纵，要么出奇地勤奋，在踏入社会很长时间之后，我们还在学习自制。
冲出应试教育牢笼之后，我们一时无所适从。大学成了矫枉过正释放压力的天堂。大学四年相当一部人是在逃课、打麻将、看黄色录相和黄色书刊中度过的。许多大学教师们的不学无术和不负责任使他们的课让人难以忍受。很多人都忙着外出讲学或者拼凑所谓学术著作，没有时间应付自己的本职工作。即使有时间，以他们的知识根底，也没有能力让我们在学习中真正受益。可以说，四年的大学教育中我们在专业上几乎所获甚微。
“文革”后第一批最完整的学校教育带给我们的就是这些。如前面所说，在正规教育之外，我们的业余阅读是非常不充分的。回首十六年的教育历程，我们遗憾地发现在接受能力最强的时候，没有吸收到足质足量的知识。这种损失是不可弥补的。对现在这些接受富营养化早期教育的一代我们羡慕不已，他们一生下来就有钢琴、画板和丰富多彩的儿童读物在等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