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3期
所谓七十年代人
作者：张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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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大都戴着眼镜(女性多为隐形)，手指纤细，额头明亮，脚步充满弹性，眼神中混合着成熟和冲动、自信和天真。我们活泼热情偶尔却显出与年龄不相称的圆滑老到，我们乖巧听话有时又固执已见，我们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无师自通地自在穿梭，其灵活程度有时让上一代人惊呼：看不懂了!
我们貌似成熟练达，手指间老练地夹着烟，脸上是做得很像的漠然、疲倦，一副经历了风霜的模样，见面时交谈的是对股指和经济形势的看法。而实际上，毫无疑问，我们还处于青春期末尾，精神上的几何裂变刚刚结束，心理地震余波未尽。刚刚经历的初恋(闪电般的全新感觉)、痛苦(像学泳者没水时的窒息，曾以为那是走不到头的无尽隧道)、失望(在成长的路上抛下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幻想，像蜕掉一层又一层皮，这就叫成熟)、困惑(一次又一次迷失坐标，像被世界丢掉的孩子那样可怜无助)，被刚结成的痂皮所覆盖，害怕再次触动，却又不能忘却。
我们就是七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
二
事实上，我们和这个世纪最巨大的存在擦肩而过。在我们蒙昧未开之际，毛主席就已离我们而去，使我们未能聆听他老人家的亲口教导。在我们降生的七十年代之初，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虽然社会上到处是红色宣传物和口号，但实际上，革命的激情已经消退，由于不断地经历欺骗(特别是当林副主席的座机失事于外蒙古温都尔汗草原之后)，社会内部涌动着深深的怀疑主义浪潮。所以，我们恰好错过了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件：革命，降生于革命激情过后的萧条时刻。我们的父母在生下我们的同时，已经开始怀疑和思考。事后证明，这一时期孕育的失望和觉醒，正是中国走向不可逆转的改变的重要前奏。这是我们为自己的出生时刻寻找到的重大意义。
一开始，我们就错过了最真诚的信仰。
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是毛主席的逝世。对此，我们的记忆模模糊糊。据大人说，为毛主席举行追悼大会的那一天，我们几个小孩子在露天会场边缘跑来跑去相互追逐，手里挥舞着几根树枝。大人们在努力哀痛的同时还不得不时刻为我们担心：担心我们跌倒，担心我们扎伤，更主要的还担心我们喧闹起来破坏了庄重肃穆的气氛。在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悲痛之中时，我们这些小孩子却在尽心尽力地游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无动于衷。这是一个极富象征意味的历史场景。关于那个风雨交加的1976年，我们最深刻的记忆是唐山大地震时的紧张慌乱带来的新鲜感。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喜欢西方现代音乐热衷过圣诞节给头发染色整夜蹦迪的一代和革命的中国没有太大关系。事实上，革命的氛围给了我们深刻的影响，我们这貌似非常现代的一代意识深处却有一层不能消除的陈旧底色。
我们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化最为荒芜的年代里出生，在一种青黄不接的贫瘠文化氛围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在我们童年的街道上，单调呆板的苏式建筑外表书写着巨大的毛主席语录，图书馆里除了毛选、鲁迅全集之外其它书籍寥寥无几。我还清楚记得我的一本儿童读物是批判宋江的彩色图书，那里面宋江被画成一个异常滑稽可笑的形象，扉页上是黑体的毛主席语录：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我拥有的另外几本儿童读物是我表哥读剩下送给我的。一本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六十年代的出版物；《风浪口》，描写江南水乡的一群少年儿童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敌人英勇斗争的故事；《红缨歌》，长白山区一个苦大仇深的贫农家的孩子在土改中机智勇敢地斗争地主，保卫胜利果实；《龙泽》，一个草原小英雄，在长辈的教诲和毛主席的光辉教导下，以高度警惕挫败了地富反坏右分子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破坏活动。这些，就是我十二岁以前所有的精神财富，是我宝贝般的珍藏。这些书我翻来复去读得津津有味，废寝忘食，以致于它们都快被我翻烂了。我被书中的故事深深激动，对穷凶极恶的地主阶级产生了刻骨仇恨，对那些机智勇敢的小英雄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些肤浅的儿童读物之后我又弄到了一本记述长征的书，还有一套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人青少年时代的书，我估计这大概是“文革”后首批重版的六十年代出版物。所有的这些书、标语、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父母的正统语言，在我们幼小的、然而已经开始思考的头脑中结出了这样一些果实：首先，这个世界是完整有序的，它在按照马克思和毛主席所揭示的规律运转，世界已经被真理之光所照亮。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所献身。也就是说，我们是为了某种已被揭示的道理所活着，我们必须无条件地克制自己的软弱、动摇和私心杂念，投身于推动历史进步的努力之中。其次，我们的思想里被灌输进了唯意志论的因素。宏伟远大的革命理想要求我们具有无比坚强的意志力，抵御各种危险的诱惑，一有不慎，就有可能被罪恶所吞没。
记得我在读到马克思的生平故事之后，我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困惑。在那本书里，马克思被描述成一个为了人类进步事业而不断自虐的人。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不断地读书，写书，把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地面磨出了两个深深的脚印，写出了谁读一遍都要累得吐血的《资本论》。这本书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人活着就要尽最大努力为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做贡献，而要做出这样的努力就好像罚自己干一辈子苦役一样。任何为了自己享受都是可耻的。这使我对人生产生了困惑，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一生下来就得面对这样痛苦的命运。不仅如此，仅仅是这样当牛作马一辈子也许还算幸运，如果你不幸遇到卓娅或者江姐那样的事，那才是真正的考验。当敌人把竹签子一根根地钉进你的手指甲里，或者把通红的烙铁按在你的胸膛上的时候(这情形想一想都觉得难以忍受)，你能保证自己不投降不叛变吗?而如果你意志不坚定，经不住这样的考验，你可就完了，身败名裂，掉进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而且，随时有可能被我方的地下人员绑架回去，死在人民正义的枪口下。人生真是太险恶了，险恶得我不断怀疑自己能否有信心光荣地走完它。而当大人们不断地剥夺了我们游戏的乐趣，穷凶极恶地赶我们回去学习，并斥责我们对游戏和美食的爱好为没出息的时候，又加深了我们对于人生的这种悲观看法。但是，作为一个听话的好孩子，我思索再三，最后的结论是尽管人生如此不幸，但伟人们的结论不会错误，我们只能不断地和自己的软弱做斗争，这是我们取得人生幸福的唯一希望。
每个人的体内都生存着无数代人。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是，通过我们成长初期残留的意识形态的这种影响，我们这一代，获得了和上一代，乃至和中国的五千年传统对接的思维接口。我们的这种困惑和痛苦，正是无数代的中国人所经历过的，幸运的是，我们后来获得了解脱，而他们没有。事实上，在我们的生命初期所形成的这种对人生的看法，正是几千年来无数代中国人人生观的翻版。只不过，那时候，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