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3期
所谓七十年代人
作者：张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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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走入学校之后，人们开始明白了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对于那些致力于教育改革的人，我们致以真诚的敬意。
我们是深受实用主义影响的一代，这根源于我们出生时的贫困．。当初填报高考志愿时，这种实用主义已经表露无余。财经、金融、贸易、会计、税务这些在八十年代以前很少有人问津的专业现在成为热门，曾经想做个画家的我在父母的建议下报考了一所财经大学的投资系。之所以报投资系，是以为投资应该是发放贷款，及至入了学，才知道这个系原来叫基本建设系。个人的爱好与兴趣已没有多少发言权，历史、文学、考古、社会学以及基础科学之类远离优厚待遇的专业遇到了空前尴尬的冷遇。一个有着五千年丰厚人文传统的文化大国出现了人文学科的空前衰落，这无疑是一种缺乏长远眼光的现象，也反应了我们民族心理的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学业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学术因素，兴趣被从中抽去，实用性成为剩下的全部。中国在基础科学的学术品格和质量方面肯定要因此而遭受损失。我们这一代，会出现许多杰出的商人、企业家和官员，却不太可能出现许多出色的学者和思想家。中国人为人类精神做出整体性贡献的任务看来得由更年轻的一代人来完成了。
四
奇怪的是，牢笼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没有精神导师的野孩子。
孔子做了中国人二千四百年的精神导师。在孔孟之道支撑起的完整精神世界连同国门一起被西方人的大炮轰碎之后，人们又争先恐后地面向西方寻找自己的精神坐标。没有了精神导师的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就像被丢在岸边的鱼。他们仓促草率地选择或拼凑了“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新村主义”等种种思潮，各持己见，彼此攻伐，必欲一统天下。最后，最具大一统品格的马克思主义以其突出的简洁彻底吞并天下，尘埃落定，全体中国人终于安下心来，关上国门，孜孜不倦地做起了马克思的好学生，就像他们以前做孔子的好学生一样，心满意足，自圆其说，直到我们降生。
我们成长在思想失败的年代，父母不能给我们以任何指导——他们是我们嘲笑的对象。我们认定他们是失败的一代，失败者的经验当然应该拒绝。学校的政治思想课是我们最头痛的功课，也许正是这些喋喋不休的政治思想课使我们对社会上倡导的所有“主流思想”过敏式地反感。
我们是没有“世界观”的一代，或者说我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一元价值观的第一代。因为“我们几乎和醒过来的中国一起成长，我们的视野几乎和中国的视野同步扩展，我们的血液被青春点燃时，中国也正经历着第二青春期”(引自我一本散文集的序言)。从我们懂事到现在，这个世界一直在变，计划生育、包产到户、承包制、学潮、股份制、下岗、上网、入关……直到现在，一切还没有站稳脚根。中国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中国本身还是一个躁动不安满脸青春痘的小伙子，你叫我们如何形成自己的世界观?现实生活的纷纭、复杂、目不暇给，没有时间让我们沉思，给我们以顿悟和提升的机会，我们只是不断地去体验、体验、体验，刺激、刺激、刺激，不给灵魂一个安静的时刻。我们不像上几代人那样能在生活的缝隙中休息驻足，从容流连，沉淀一些细致的感受。如果说我们有导师的话，这个导师就是时代，是下海风是期货风是炒股风，是从霍元甲到美国大片到港台影视，是从张明敏到王菲的流行歌曲，是从《厚黑学》到《梦的解析》、《四书新译》到《数字化生存》的一批批畅销书。
这个世界日新月异，引诱你用身体去体验，挑逗你快点成长起来去抓住它。我们喜欢这种不断变化的感觉，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变化是为我们准备的，只有我们才能追得上它，在此以前的人们，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很快就要被世界抛弃——才刚刚四十多岁，很多人就必须下岗了。
我们为社会的发展欢欣鼓舞，我们没有父兄们的毛泽东情节。我们对这个社会的缺点很宽容。我们对社会没有强烈的批判意识，没有慷慨激昂的愤世嫉俗。也许是因为父兄们的激愤和呐喊毫无结果，我们本能地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首先去适应这个社会而不是要改造这个社会。
我们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无师自通地继承了父母们骨子里的实用主义传统，并极为出色地发扬光大。还是在大学里，我们就已经很熟练地给老师送礼，以使其在考试中高抬贵手。我们请学生处的干部喝酒，为的是在学生会中谋取一官半职，为将来的分配占据有利形势。大学周围的小饭店因为我们而生意火爆，我们在里面推杯换盏，模仿社会上的做法彼此拉关系攀交情。我们在学校里做买卖，一开始是推销文具、生日卡和小礼物，后来就开始炒股和倒卖汽车。我们恨不得立刻拿到毕业文凭，以获得瓜分社会资源的资格。我们清楚地知道，转型期社会的免费午餐已经快打烊了。结果，刚刚毕业半年，我们的一个同学就因为挪用了几百万元公款进了监狱。所幸的是其他人还大多无恙，他们都很顺利地在单位混到了小科长甚至副处长。和前一代人比起来，我们在官场上办事手段更灵活，胆子更大，下手更黑。中国历史上，也许只有我们这一代一踏入社会就如此圆滑，因此，我们前程远大。
作为道德至上主义破产后的第一代人，我们对道德有一种奇怪的态度。上大学时，我们寝室的斜对面是厕所，从来没有人遵从要求便后主动冲洗，以至于我们寝室整天臭哄哄的。对面水房的水龙头经常有人不关，一流就是一夜。从来不会有人主动去把它关掉：如果你去把它关了，就意味着落伍，意味着矫情。在大学校园里丢自行车更是家常便饭。对于和我们无关的人，我们像狼一样漠然而冷酷，我们不会是见义勇为的一代。然而，对于自己的“朋友”，自己小圈子里的哥们，我们却会义无反顾地两肋插刀，为朋友办事必须尽心尽力。我们本能地知道，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生存规则，掌握了它也就掌握了世界。
因此，对于由我们这一代人支撑起的社会的道德前景，我表示担忧。在道德失范中成长起来的我们早晚得因为社会道德资源的破坏殆尽而大吃苦头。物极必反，也许道德重建将会从幡然醒悟的我们开始。只是在我们重建的道德标准中，理性将成为基础。
不过，现在，我们还顾不上考虑这些。我们还没到坐下来思考的年龄。我们的全部注意力在于怎么尽快成为成功人士。在某一期时尚杂志《女友》的扉页上，讲述了一个翻版的新式曼哈顿故事：
“邹子捷曾经是个很平常的女孩，改变她命运的是她面对陌生世界显示出的非凡勇气和她不拘于成规的自由天性。
每个女孩子心中都有一个美好的梦，邹子捷梦想做一个国际人。为了实现梦想，她勇往直前，无所畏惧，走出了一条自己满意的人生之路。”
在这个振奋人心的前言之下，这篇文章讲述了这个成功女孩的奋斗经历。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高中的时候成绩中上水平，她不想参加高考，而是想和三毛一样，独闯天涯，创造浪漫人生。后来，她进了一所民办的外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