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3期
“肉票”自述（１９３２—２０００）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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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马头跑进队伍，口中不住地骂道：“早晚一定‘踢开这个卡拉’(攻击此响窑)，叫他鸡犬不留!”大队便飞驰而过。
队伍绕过了一些响窑，直奔洮儿河方向驰去。
天气一天天地暖和起来了，到处可以见到刚刚冒出地皮的小草。
我们在洮儿河南岸的一个屯子(屯名忘记了)住了下来，一呆就是3天。我算了一下，我已经被绑离家1个月零几天了。此间从未洗过手脸，两只小手真像是一双老鸹爪子。这天，大当家的“为民”笑嘻嘻地来了。他穿一身将校呢的军服，长得很魁梧，很像个大官儿。几个小胡子见他进屋，都站了起来，让他“台上拐着”(炕上坐)，也没说上几句话就连连夸我什么孝顺啦，聪明啦，鼻梁高有福啦等等。最后叫我认他作干佬儿。在屋子里的一些小胡子和几个“票儿”都急忙地逼我说：“还不快下地磕头，你这孩子真傻!”我既不磕头也不表态，表现出十分腼腆的样子。“为民”还是很和气地对我和全屋的人说：“我家也是大粮户，为了逃避一场人命官司，不得不拿出自己家的枪和马。拉出来走上了这条绝路哇!”他命令一个小胡子给我打一盆水，叫我洗了脸，这也是一种特殊的待遇了，之后他又对我说：“你分给我了”。原来，“为民”、“老天合”、“八方好”三个绺子的大当家的，在这里分赃了，分完了车马财物之后，又来分我们这些“票儿”了。我的价格是银洋1万元，一个人顶好几个人的赎价，其余的6个人分别被分到“老天合”和“八方好”那里去了。
从此他们三股土匪便分道扬镳各行其道了。我被一个叫“合财”和一个叫“西来顺”的两个胡子看管着离开了大队人马，步行到各处散游，如小集镇，网房子啦，“活人儿”和土匪的家等地，走到哪住到哪。这时我已被松了绑，活动也比较自由了，精神也活泼了一些，天气暖和了，我把棉衣的棉花掏出来当夹衣穿。
在人们彼此谈话中，我才知道这些胡子都被招安了。“为民”当了东北军第八支队炮兵团的一个上尉连长，他的真名就叫徐为民。据说在投降的条件上还与官方协定了我们这些“票儿”仍必须拿钱来赎。但投降后就成为正式军队了，在军队里再绑着个“票儿”带着一块走，实在太不雅观了，因而，在条件中规定，可以由两个穿便衣的人带着“票儿”，与队伍保持密切联系，直至赎出为止。
一天，突然给我扒光了上衣，用绳子绑起，为了不让我动，背上还横绑一条大扁担，让两个上肢伸直用绳子固定在扁担上不能拿弯儿，整个身子像个十字架。绑定之后领我从街西头的住处一直走到街东头一个小土地庙附近的一块空地。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从哪里出来五六个人，手中端着上刺刀的步枪站在我的周围，好像要枪毙我一样。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为什么忽然对我杀气腾腾?我十分害怕。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他们都在交头接耳地互相打听这是在做什么。一个持枪的胡子故意大声告诉大家：“这个小‘秧子’被我们绑起来两个多月，家中不来人，不‘上项’(送钱)，他在这里吃得又白又胖，比在家里都享福，我们是在‘叫秧子’啊。”原来不知从哪里传来一股谣言说：“小秧子”家来人了，偷偷地看见孩子在这里不遭罪，所以暂时不打算赎了，家人现在可能还没有走。所以他们才突然拉我出来游街示众“叫秧子”。家人能看见更好，即或看不见，左传右传渐渐地也能传到我家。这样就能很快拿钱赎我，小胡子也就可以从中分红了。
他们当中一个人手持二龙出须的马鞭子，左右开弓来回在我前胸后背狠狠地抽打起来。大约40多鞭子，皮肤马上条条隆起，各个鞭花处都破裂冒出血水来，打完之后又把我带回原处，一进屋就把我按倒在地，用刚扒出来的小灰撒在我的伤处，再用脚蹬在身上，使我在地上来回滚动。我被糟蹋得不像样子，放声大哭起来。
第二天，还是这几个“胡子兵”，因为他们既是胡子又是兵，进房来也不说话，就把我的左耳朵用两支筷子夹上了。筷子的上下端用细麻绳勒紧，我知道这是要割我耳朵了，我哭着要求松点绑筷子，那人说：“越紧越好，夹松了割不齐更疼。”正在这时，进屋一位老者，看样子有50多岁，挺精神，几个胡子兵看见他，都站起或转过身来说声“泰和”，向他致意。他一进屋就大声喊：“不许割耳朵!快给松开!”接着他又说：“这孩子上他姥姥家两个月不回来他娘还惦念呢，何况叫你们给绑来!听说这孩子是听他娘的话换他爷爷来的。我问你们，谁家的媳妇能舍得让自己的老儿子换回一个年迈的老公公呢?这样一个孝顺的孩子，你们知道将来能出息一个啥样的人，我绝不让你们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说来也怪，这些人谁也不敢吱声，乖乖地把我耳朵松开了。他刚刚进屋，那个叫“西来顺”的胡子小声骂道：“这个老东西!早不来，晚不来，他妈的偏偏在这个时候来，算干啥吃的!”可怜我的耳朵一直疼了好几天。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老者家住离此处不太远的一个屯子，是大当家“为民”的父亲，他听赶集的人回去说在烧锅熬镇看见了“为民”的部下在“叫秧子”，又听说他儿子当了连长，才从家里骑马特意来这里打听一下。他是个吃斋念佛的人。我不信佛，看来我的这只耳朵，也应当算是老佛爷给保佑下来的了。
又过了两天，那个被称做师爷的“搬舵先生”来了。他姓张名叫太公，当个小尉副官。
这位“师爷”进屋后，笑嘻嘻地交给我他事先写好了的一封信，叫我照原样抄下来向家“飘海叶子”(去信)。我用毛笔抄了他给我家写的“海叶子”，照样签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交给了他，直到今天我还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祖父大人：
膝下敬禀者，万福重安。孙自被绑以来，家中无人来看，舍孙于九泉之外，无人可怜，每日三次拷打，痛苦难堪，周身俱破，坐卧不安，有心寻死，匪把我看，现在为民绺子已“落点”(驻在)乾安，欲知详情，请与去人细谈，送信人雇妥，银洋20元。见信持款速来，否则孙命难以保全。
孙崔右任叩首
四月三日
大约过了20几天，那个送信人回来说：“家里看见‘小票儿’的信都痛哭流涕，家人都说虽然是孩子的笔体，但这不是孩子写的内容，准是照抄的。”这个送信人还对胡子说：“他家中可难了，连给20元也是东借西凑的。前些日子家中为救这‘小票儿’，准备了1500元埋在粪堆里，又被人盗去了，直到现在因无车马还没有送粪。现在已接近芒种，我看见今年的地有撂荒的可能。卖房子卖地没人买，我看见全家都‘挑袍’(盖衣服)睡觉，他们急得团团转。”
我回家后知道他们的这番话全是真实情况，这也是我母亲在这人跟前说了不少好话，还从中给了不少“进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