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4期
右翼思想家向左转
作者：［美］科里·罗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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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是激动人心的，也是必要的。”撒切尔出任保守党领袖的时间，正好就是格雷转向资本主义的时候。撒切尔夫人许诺要将英国从沉闷的社会民主党旧辙中解放出来，要把自由市场从国家计划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撒切尔夫人尽管不是平等主义者，却激发起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选民的雄心，他们都把自由市场看作是向上爬的工具。
撒切尔夫人给人印象最深的时刻是1980年，当时她执政一年，她的政策似乎使经济陷入灾难，她的前任爱德华·希斯正在推销臭名昭著的“u型转弯”计划，操纵左翼施加压力，要求重新实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撒切尔夫人对此予以严词谴责，她同时还面临着党内温和派的压力，要求她转向。撒切尔夫人决不后退，相反，她直面那些见风使舵的批评家，说出了下面令人难以忘怀的话：“如果你愿意，你尽可以转向，但本女士决不准备转向。”保守主义者立刻被她迷住了，那之后她开始搞私有化等等。她确实没有做u型转弯。
很多撒切尔主义者认为他们自己是自由市场革命者，而格雷则给他们的事业添上了一层浪漫的华丽色彩，这层色彩却并非来自新古典经济学。1974年，格雷开始研读出生于奥地利、猛烈批判国家计划经济的哈耶克的著作。十年后，格雷发表了《哈耶克论自由》(Hayek on Lib．erty)一书，大师本人对这本书的评价甚高，说这是“对我的研究工作的第一次全局性纵览，不仅完全理解我的思想，甚至发掘出了我自己未能明确表述的观念”。格雷把哈耶克描述为财产权和低税率的永不妥协的捍卫者，神奇地探索了人类生活中隐秘的和理性不及的趋势，充满了维也纳气息。如果说《哈耶克论自由》是一曲对市场的热情洋溢的赞美诗，那么格雷就是充满渴望的拜伦。
很多保守人士都在哈耶克的著作中看到了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英国政治经济学传统逻辑上冷静、精当的完美，而格雷则在哈耶克的自由市场远景中觉察到了“永不妥协的现代性”(uncompromising modernity)。智识上动荡不安，政治上趋于极端主义，社会生活单调腐朽，这就是维也纳的写照，这就是哈耶克出生的环境。就是从这股旋风中走出了心理分析、法西斯主义及现代经济学，在都是挑战陈旧的知识和政治秩序。格雷写道，在经济学理论中，哈耶克追随十九世纪后半叶奥地利学派的足迹，声称“经济价值——资产或资源的价值——是由个体的偏好或评价赋予的，而不是什么客观的属性。”而从李嘉图到马克思，所有的古典经济学家都相信，在神秘的价格面纱后面，存在着某种实在的东西——最重要的是物质性的劳动，哈耶克则争辩说，赋予现实世界中的物品以价值的，仅仅是具体的个人的古怪的偏好而已。格雷笔下的哈耶克毕生思考的都是几乎过度活跃的主观性——可与弗洛伊德的无政府主义的本能对照，这反映着“明显地无情陷入瓦解的”维也纳的体验。
格雷写道，一般哲学家都把理论理性看成是知识的最高形式，而哈耶克却相信，理性的理解只是冰山的一角，在它下面则是思想的隐秘的层面，“几乎不可能从理论上或用技术性术语来表述”，而恰恰就是市场经济具有特殊的天赋，能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利用这些东西。
企业家就是这类“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的卓越的承载者，他们能把那些深层的真相传达给其它市场主体。他们是为诗人般的灵性着迷的浪漫英雄。格雷解释说，“企业家的洞见或者感觉”跟书本知识的学习无关，而完全是“意外发现珍宝的运气和天赋”。是“某种不受规律、法则制约的创造性活动”，处于“我们有意识控制的范围以外”，“企业家的感觉”往往只是灵光一闪，突如其来，事先并没有征兆；而它一旦现身，就会重新安排宇宙万物。
简而言之，市场为自我表现和创造性提供了庇护所，为反启蒙运动的狂喜留下了避难所。想象力匮乏的学者只满足于承认，市场能够“最有效地配置稀缺资源”或者市场“允许自利的动机发挥作用”，然而这种辩护却遗漏了更为关键的事实：市场允许“所有的人类动机以复杂或混合的形式”获得表达。市场提供了戏剧性的自我凸现的剧场，在这个舞台上个体可以表演其最向往的远景和最强烈的欲望。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然而，格雷与市场反目为仇却表演得尤其恶毒。现在他把市场攻击为现代文明的灾祸。他写道，在美国，自由市场“创造了长时间的经济繁荣，而绝大多数美国人却从中没有受益”，美国人所承受的“不平等水平”已经接近于“拉美国家”，中产阶级忍受着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曾经折磨过十九世纪无产阶级的经济上的不安全感”。美国已经到了大规模社会分裂的危险地步，而只是由于实行了“大规模禁锢”非洲裔和其他有色人种的政策，才抑制了社会的瓦解。格雷声称，“今日美国的先知不是杰佛逊或麦迪逊，而是边沁”——边沁所梦想的社会是“按照理想监狱的模型重新构造而成的”。
格雷写道，更骇人听闻的是，全球精英正在努力使美国的资本主义成为全世界的典范。市场体制因文化和国家的不同而有差异，而全球化傲慢的传道士们却要让所有国家都削足适履采用美国模式，即把福利降低到最低水平，放松对企业和环境的管制，实行低税率。格雷说，“根据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世界仍然保留多种多样的经济文化和经济体制完全是多余的，它们将以全世界最后进行启蒙运动的国家——美国为基础，融合为一种单一的普适的自由市场制度。”
当格雷头一次公开他的这些异端言论的时候，他的保守派朋友们都极为震惊。有人甚至认为格雷的政治转向完全是受机会主义驱使。
格雷自己则声称，改变思想是出于两个理由。他说，1980年代后期，他开始怀疑右翼的政治思想已经凝固为僵化的意识形态了——跟他很久以前放弃的罗尔斯思想没什么两样。格雷曾经以为撒切尔主义具有战术上的灵活性，政治上也容易为人理解，是一种能与普通人心气相通的思想运动，而其领袖则是一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能敏锐洞察政治变化之趋势。然而现在他则相信，这场运动已经丧失其艺术之性质，灵动的思想已经退化为教条的咒语。格雷说，“布尔什维克主义最吸引人的是列宁那超凡的灵活性，然后就僵化为托洛茨基主义，同样，撒切尔主义也开始硬化为……这已成了思想的宿命，对此我非常厌恶。”
苏联的崩溃也迫使格雷怀疑自己的自由市场信念。格雷说，1989年以前，认为国家是“幸福安宁的大敌”还有道理，而正是这种看法无可否认地构成了“右翼思想库生存发展的合适环境”。然而苏联帝国崩溃后，前南斯拉夫的种族灭绝战争不断升级，前共产主义国家采用休克疗法导致灾难性后果，所有这些使格雷得出一种认识：国家乃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恶，尽管它也许只有一点正面作用。只有国家有力量防止社会陷入总体混乱、极端不平等和贫穷。
然而，格雷的转向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市场本身已经不足以令他神往了。作为启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