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4期
右翼思想家向左转
作者：［美］科里·罗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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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广为流传的传说，说是邱吉尔曾经讲过，“一个人如果三十岁以前不是自由主义者，他肯定就是没有心肝，而如果过了三十岁还不是保守主义者，那就是没有头脑。”邱吉尔并没有说过这句话，但这个不知出自何人之口的妙语借着他的盛名而成了政治传记中的公理：激进是青年人的特权，而保守则是成年人的责任，每个思想人物最终都要从激进转向保守。
然而事实果然如此吗?萧伯纳在讨论政治与年龄问题时则提出了跟邱吉尔正好相反的见解，他于1903年写道，“最杰出的人物都是越老越革命。”
向左转
冷战结束以来，有几位著名的保守人物遵循萧伯纳的公式向左转了。最引人注目的破门而出者，当属英国人约翰·格雷(John Gray)和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犹太移民爱德华·卢特瓦克(Edward Luttwak．)。
1970年代，约翰·格雷是英国新右翼冉冉升起的一颗明星。作为一位出身牛津大学的政治哲学家，他以优美的文笔捍卫自由市场，跨越大西洋为美国右翼思想库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煽风加油；他能言善辩，跟朋友经常通宵谈论即将到来的“无政府资本主义”乌托邦而不知疲倦。然而，柏林墙倒塌之后，格雷却变节了。他最初的转变是起而批评福山的“历史终结”的冷战必胜信念，劝阻强硬的英国全国保健局。然后是1998年，在获得伦敦经济学院欧洲思想教授的职位后，他发表了《虚假的黎明》(False Dawn)一书，猛烈批判经济全球化趋势。格雷把全球化攻击为“自由市场的突击队”，他警告说，全球资本主义“所造成的苦难”将会与前苏联“相媲美”。现在，他经常向英国重要的左翼报刊《卫报》和《新政治家》投稿。他的转变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有报道说，撒切尔夫人曾经惊讶不已：“格雷这是怎么啦?他可曾经是我们的人呀。”撒切尔夫人可从来没有这么评论过一个人。
爱德华-卢特瓦克是怎么回事呢?他曾经是里根总统的首席宫廷知识分子，才华出众的军事学者，曾毫不留情地攻击自由主义(美国意义上的，即民主党和左翼的传统政策——译者注)国防政策，为美国1980年代重振军威奠定了哲学基础。自由主义批评家将他称为疯子艾迪。而卢特瓦克的形象一半是核战争狂，另一半则是日瓦戈医生，所以他毫不费力就化解了这些批评，推动冷战走向了终结。现在，他对胜利产生了幻灭感，他发现美国是一场资本主义的梦魇，是对那些寻求在自己国家释放自由市场力量的领导人发出的一个“严酷的警告”。他把曾经用来嘲笑自由主义反战人士的尖刻言辞，现在转而用到了美国企业领袖们身上，讥讽他们那“拿破仑式的自负”，并向资本主义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一般见识发起挑战(“自由的市场与很少有自由的社会携手并肩”)，谴责“狂暴的资本主义”(turbo—capitalism)带来的野蛮的不平等。他批判英国首相布莱尔之类的欧洲中左翼领导人抛弃了他们的社会主义之根，抨击他们不愿为“普通工人”的利益而“冒险采取任何革新行动”。卢特瓦克写道，克林顿主义的新民主党人和欧洲第三条道路，由于“蔑视穷人等失败者”、“不尊重广大的劳动人民”，因而“只能导致右翼的政策”。
早年的格雷和卢特瓦克都为保守主义的两大最具刺激性的激情所激励：反对共产主义，捍卫自由市场。然而柏林墙倒塌以来，对于市场，他们提出了以前从来不敢提出的质疑。
然而，尽管这两位都厌恶放肆的资本主义，却很难完全认同任何固有的理论路线：格雷充其量认为自己是属于“中左”。由于共产主义已成废墟，而市场无所不在，曾经激发卢特瓦克和格雷的争强好胜之激情，现在却无用武之地了。他们是当今时代最痛苦的流亡者，迷失在自己建造的流放之所。
格雷：市场迷思
保守主义者经常认为自己是抵制政治狂热的练达的怀疑论者，激进主义者总是倾心于乌托邦，而保守主义者则满足于征逐物欲(wodd—weary)的现实主义。用英国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的话说，“保守主义者就是喜欢熟悉的东西，而不喜欢陌生的东西；喜欢经过试验的东西，而不喜欢未经试验的东西；喜欢事实，不喜欢神秘；喜欢现实而不喜欢可能性……喜欢方便的东西而不是完美的东西。”然而，在现实中，很多保守主义者在气质上是充满激情的，在政治上是反叛性的，坚定地反对已有的道德习俗。自爱德蒙·柏克以降，从柯勒律治到海德格尔等思想家，都试图在宗教、文化甚至经济领域中寻求某种更强烈的、几乎是迷狂的体验，他们相信，所有这些领域都是神秘的和无法言传的智慧的宝库。他们沉迷于政治浪漫主义，运用反启蒙运动的种种思想资源，赞美令人兴奋的斗争活力，而诋毁无情的理性规范和权利。
二十世纪反对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战斗，为保守主义激情提供了完美的用武之地。在约翰·格雷这样的人看来，苏联和福利国家就是冷冰冰的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终极象征，而自由市场则是浪漫主义的反启蒙运动的化身。然而革命的浪漫主义最终却伤及所有的浪漫主义者：幻灭感。如今，在自由市场大获全胜之时，最初曾激励格雷的异议精神，今天又促发了其同样好战的变节行动。
格雷生于1948年，在濒临北海的英国港口城市纽卡斯尔郊区长大成人，父亲是一位木匠，全家人都投工党的票。1968年，格雷进入牛津大学，当时的牛津，正是整个欧洲年轻左翼分子向往的地方。入乡随俗——“我的头发很长，不过每个人都留着长发”——他曾赶到伦敦参加抗议越南战争的示威游行。在获得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学位之后，格雷留在牛津研究生院，撰写了一篇论述J．s．密尔和约翰·罗尔斯的论文，这两位思想家都赞成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格雷当初也对此颇为神往。
然而，随着研读罗尔斯的《正义论》，格雷逐渐厌倦了从自由主义方程中抽取社会主义政策的药方。他的这种不舒服，部分是由罗尔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文风引起的，“简直是不堪卒读”，他说。罗尔斯沉重乏味的文风，似乎恰恰反映了社会民主党更深层次的政治无聊。格雷说，罗尔斯的著作只是对“工党1963年政策的先验的演绎而已”。跟美国很多新左派一样，格雷发现，福利国家的各种事物迟钝乏味，缺乏创见，官僚们则是寡淡如白开水。他后来描述说，福利国家是“雇员、工会和政府三方共谋”的产物，是从衰弱无力的公民中汲取资源和活力的“庞大工具”。这个时代的法则是缺乏激情的妥协；政治领导人想替所有人包办一切。他们拒绝“承认冲突的现实”，也拒不承认“某种平等、某种正义、某种可以跟他人竞争的需求”。简而言之，福利国家决不是充满生机的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者所应追求的东西。
从撒切尔主义中，格雷瞥见了革命的永生。他说，“在撒切尔的纲领中，最初存在着某种革命性的、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一面，我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