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4期
右翼思想家向左转
作者：［美］科里·罗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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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令人兴奋的象征的苏联和福利国家不存在了，格雷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样信仰市场了。现在他不得不承认，市场导致了某种“理性和效率的拜物教”，它“撕裂了回忆的思绪、消散了本土性知识”。他曾经认为自由市场能够自发形成，因而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是违反自然之道的，然而冷眼旁观了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Sachs)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俄罗斯的所作所为之后，他不得不得出结论：自由市场是“人为设计和政治强制的产物”，市场只有在国家权力无情的帮助下才能被创造出来。现在他认为，撒切尔夫人是通过压垮工会、掏空保守党、瘫痪议会这些手段才建造起自由市场的，她“使英国社会踏上被迫迈向后现代的征程”。格雷相信“马列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理性主义有太多共通之处”，他写道，两者都“对经济进步所造成的伤害轻描淡写”。其间只有一个区别：前者已经式微。
卢特瓦克：资本主义的困惑
爱德华·卢特瓦克在四十岁以前曾逃脱纳粹的魔爪、逃离共产主义的统治、也曾经被中美州左翼游击队射击过，而到今天，他记忆中孩提时代从巴勒莫移居到米兰乃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创痛”。“单调乏味，烟雾弥漫。”卢特瓦克在米兰很不痛快，“没有地方玩，公园乱七八糟，我也失去了巴勒莫的朋友，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大群资产阶级子女中间。”地中海美好的生活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北方严酷的资本主义。
他成年之后的大部分人生，都在与共产主义进行军事搏斗。由于从古代高卢战争和中美洲内战中得到灵感，卢特瓦克具有一副军事战略眼光，他开始作为顾问替美国国防部效力，出任各种各样人物的顾问，从高级军官到文职要员。最终成了万能顾问，从北约如何进行战术机动到萨尔瓦多士兵应该配备什么样的步枪，国防部都征询他的意见。
1980年，随着里根竞选总统，卢特瓦克逐渐走向事业的巅峰。作为乔治敦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和《评论》(Commenta~)杂志的专栏作家，他大声疾呼，美国必须推进高技术军备竞赛，迫使苏联卷入一场它根本就不能赢的竞赛中。里根的顾问们热切地欢迎卢特瓦克进入他们的小圈子。里根当选后，卢特瓦克参加了一个晚宴，出席者是共和党国防政策的主要谋士，后来出任里根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的里查德·艾仑跟这群人一起，模拟分派行政当局的职位，仿佛他们是聚会的宠儿。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卢特瓦克拒绝了，并隔着一只大巧克力派解释说：“我相信，像我这样的三流文人不应该卷入政治中。这就像鱼子酱，的确很好，但产量却很小。”
里根第一届任期快满时，卢特瓦克这种温柔敦厚消失殆尽。在国防部看来，卢特瓦克对于获取更多国防拨款也许是很有利用价值，然而他却大着嗓门——甚至是冷嘲热讽地——批评五角大楼管理不善，从而给自己制造出了敌人。1984年，他发表了《五角大楼与战争的艺术》(The Pentagon and the Aa of War)，把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描写为手段圆滑的二手车销售商而不是一位真正的政治家。军队中的政客被激怒了，把卢特瓦克从五角大楼器重的顾问名单中剔除出去。
然而，让他跟国防部反目为仇的，并不仅仅是在《五角大楼与战争的艺术》中批评温伯格所致，真正的错误是他追究越南战争中军队的行为。卢特瓦克对军人们就其在越南的失败作出的解释不屑一顾，这些军人喜欢说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政治家意志不坚定，新闻媒体惑乱人心，公众中弥漫着失败情绪。而卢特瓦克则指出，美国的军事精英完全丧失了对血的感觉。他写道，在越南战争期间，埋头文牍的军官总是“远离战斗”，他们一味追求“奢华”，严重打击了军中士气。
在卢特瓦克看来，舞文弄墨的官僚也会逐渐侵蚀军队的战斗力。五角大楼官员总是指望削减成本，坚持要使武器、机械和研发项目实现标准化。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只是使军队更容易遭到敌人的攻击而已，因为标准化的武器系统更容易被攻克：只要破解了一种，就能征服全部。
军队功能失调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军队也信奉美国的公司文化和商业价值观。比如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就是肯尼迪总统从福特汽车公司直接请进内阁出任他的国防部长的，事实上，大部分国防部长都是“公司型目标”的奴隶，他们致力于把风险控制在最低水平，以最有效率的手段来追求目标。他们喜欢穿灰色套装，而决不会穿“奇装异服、说不合常规的话，做稀奇古怪的事，因为任何不合常规的行为举止，都可能招致生意场上偶然相遇的客户或银行家的不悦”。卢特瓦克对《福布斯》杂志说，军官们只是“穿着制服的经理而已”。然而他注意到，“对于企业有利的东西，未必就有益于攸关生死存亡的冲突。”“最保险的保守的穿着和不会令人生厌的行为方式”在办公室中也许玩得转，但在战争上却是致命的；他们压制了大胆的主动性和禀赋特殊的天才。
当苏联还存在的时候，卢特瓦克尚能把自己对经理和公司价值的轻蔑，体现到军事改革的建议中，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完全占据了他的想象力，他也大力弘扬孩提时代在犹太无神论家庭中学到的个人主义、独立自主及个人尊严等价值。
然而现在，与苏联的战斗大获全胜，卢特瓦克失去了对大多数军事问题的兴致；不再有任何引人注目的意识形态理由迫使他关注战略与战术问题了。
对于卢特瓦克来说，军事战斗已不再具有意识形态的魔力了，而他的不满也使他有时间和学术的余裕来直面他毕生都在与之周旋的敌人：资本主义本身。他说，“市场侵，人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制造了一个“地狱般的社会”。同样，曾经危及国家安全的市场价值现在更威胁着经济和社会的精神安宁。他解释说，“那种最佳生产体系是完全非人性的生产制度，因为……你得不断调整你所雇佣的工人的人数，你得调遣得他们团团转，你做着各不相同的工作，你不可能用这种方式安排你自己的生活。”
尽管卢特瓦克1999年在《狂暴的资本主义》(Turbo—Capitalism)一书写道，“我深信……资本主义的美德”，但他对市场价值之扩散的抵制是敏锐的，这足以使他游离于目前的政治谱系之外——这恰恰是他天生就应得到的位置。他为公费医疗制度奔走疾呼，他鼓吹强大的福利国家，宣称“如果我可以得偿所愿，那我肯定会禁止所有类型的国内慈善组织”，慈善活动是逃避责任，他说，慈善施舍剥夺了穷人最后的尊严。
让卢特瓦克愤怒的不光是不加约束的资本主义，还有资本主义狂热的精英们——知识分子、政治家、决策者及企业家的自负，他们宣称“正是因为市场总是最有效的，因而市场就应该永远为王”。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让卢特瓦克尤其生气，“格林斯潘是一位斯宾塞主义者(spencerian)，这使他成了经济上的法西斯主义者。”像格林斯潘这样的斯宾塞主义者相信，“最严苛的经济压力”将“刺激人们……成就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