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4期
对话：喀拉拉的启示
作者：黄 平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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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分散的，不会有集中的效应，而更大的问题可能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不了。它的制度收益，是解决了代议制民主或集权体制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即民众如何来自己决定自己的需求。这样讨论下来，它的意义的普遍性就产生了，否则很难概括它对发展中的人口大国、特别是小农经济遍地的中国的借鉴意义。
黄：民众计划给人的直接感觉，可能会是颇为混乱，不够理性，有些浪费，有些低效，有些冲动。从经济的角度上讲，从短期来看，可能是这样的。但这样的一个经济成本的付出是不是值得?比如说从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的角度来看，从更长的经济效益来看，也许反而就是高效的。这样的计划的结果保留了民众个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从这样一个意义上讲就是值得的。从上而下让专家制订计划的经济成本相对来说可以是低的，但它将要付出的社会成本很可能是最高的。所以民众科学运动会反对某个项目、某个工程，不仅是说它们费用太大，或破坏生态，而是说它们是从上而下强加给当地人的。而民众计划好像每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吵来吵去，其实这里不仅有卷入和参与，而且经过大家充分的酝酿和讨论，更长时间的可持续性就有了。从上而下的专家计划的危险就在于，它遮蔽真实封杀了民众的创造空间和想象力。中国以前也是有这种东西的，基层民众运动，大大小小的会议，干部和老百姓吵吵嚷嚷，后来以低效率和恶性政治斗争等等理由，就完全消解了它们的价值。因此我觉得喀拉拉的东西能激活、打开我们的一些想象；我们在某种思维定势束缚下以为不可能的事情，其实是有可能的。
另外，印度现在还有它的村社自治传统，还有其文化、宗教，包括甘地精神，在中国比较缺乏这些东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初期曾经有过这样的人们投入和积极参与而形成的向上、活泼、自信的气氛。当初的土改本身包含了很多可能性，其实八十年代初我们的改革也是这样，但往往摸索摸索就变成了一种模式，然后制度化，一制度化就把我们的想象给限制了。一旦这种制度化被权威和权力认可，它就可能成为从上而下的新的强制。包括某些技术，原来也是来自基层的，但它被学院拔高，然后由官僚制度灌输下来之后，它就被制度化，一旦被制度化，它再吸纳资源和想象力的空间就有限了。特别是民众的信心和参与后来被官僚制取代，老百姓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看不见了，剩下的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这是六十年代中期经过策划或号召在很快时间内很多社会不满集中爆发出来(或者被煽动起来)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
戴：从喀拉拉回来后我逐渐感到，喀拉拉的经验对于中国，事实上有着相当大的可参照性。中国在这近十年之内经历急剧的贫富分化，但它毕竟有社会主义历史造就的公民主体意识，在农村到现在还保留着人均占有耕地的经济生产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相对地具有和喀拉拉相近的民主实践的可能性。民众计划从一开始被执政的印共接受推进，它便直接联系着每一个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利益——这不是民主权利与实际利益结合的问题，这里的民主权利就是普通民众的利益，他们的经济利益，他们生存和改善生存的可能。正像领导民众科学运动的人们所说的，即使这次改选国大党上台，民众计划也不可能取消或完全转向了，因为这就将损害所有人的利益——除了原有的官僚制度。我的体会是这里民主参与不仅是我去通过投票选择某个党来执政，而是提出一些方案，说我们村是要一条渠还是要一条公路还是一个公共饮水系统，通过这种方式来实践我个人的民主权利。在这个意义上，不需要抽象地讨论民众是否具备民主素质，因为人们当然知道改善自己的现实生存和维护自己的现实利益。
这样的民主实践已经不是我们通常说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问题了，不是在这样两分的意义上，说改变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就如何如何；反过来也一样。这完全是一次结构的改变，不是哪一个执政党可以随意改变。因此，意义不在于民众直选出他们的乡政府、邦政府，而在于政府同时把权力下放到乡一级，而这个权力不是空洞的，而是意味着经济资源的下放。在这样一个结构中选举出来的每一个官员就必须接受每一个村民的监督，所有的官员的确是全体村民的雇员。不是理念上的“人民公仆”，而是我雇了你，我给你发工资，你不为我效力是不可以的。而且不是以“我们民众”的身份来要求“你们官员”，这不是什么我介入到你们的决策当中去，而这原本是我的事。这同时是整个社会动员、社会组织、社会民主化的过程。
能否做“不可能的事”?
许：民众科学运动要考虑的是科学和发展的关系。七十年代的时候他们已经看到大型的高科技对社区的破坏。那时候有一本书叫《SMALL Is BEAUTIFUL》(小的就是美的)，作者受到缅甸佛教的影响，用小农经济来对抗现代科技。但v．R．他们看到，仅仅“小的就是美的”是不够的，要搞一个社会的运动，所以提出“SMALL IS POWERFUL"(小的是强有力的)。小农经济不能维持在一个自然的状态上，而是要通过社会运动去改进。但现在科技已经发展到另外一个阶段了。所以现阶段需要重新来看科技发展跟社会发展的关系。
黄：在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地区，人们都曾经将社会发展理解为线性的、阶段的、逐步走向大城市的，而对此最大的抵抗就是简单化地强调SMALL Is BEAUTIFUL，保持田园风光和最小型的村社式的生活。喀拉拉的一个经验是他们发展出的RUBAN(URBAN和RURAL，即“城市”和“农村”两词的结合)，既没有走到孟买、新德里那样贫富分化极端明显的大都市，它根本也没想往那儿走；另一方面，它也不是简单地保持原来的小的分散的乡村面貌。它确实是有组织的，但这个组织是建立在小型的社区的基础上。整个喀拉拉没有一个所谓大城市，但它基本上也没有一个原来意义上的村社。商店，道路，医院，整个生活还是很方便的。它的确在寻找一个另类的发展道路。有一点类似于当年费孝通先生说的小城镇的发展，当然苏南那边本身出现了星罗棋布的小城镇：不是田园诗中的田园，反过来也不是走向上海。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的这些人现在来说，在这一点上是自觉的。另外，民众科学运动的人和老百姓的那种互动是很重要的，不是简单地说谁服膺谁，谁向谁学习。
斯皮娃克(spivak)曾说到，人文知识分子和人文学科的意义，在于能够激发我们想象那不可能的事情。
不管全球化是个多么强大的过程，是否还能做一些小的社区，小的市场，小的地方性的东西?现在我们来“想象不可能的东西”，不是说这个东西不行我们不要想了，而是说这里有什么可以利用的。所以既不是自由放任地说“让它去”，也不是如此理想主义地说我们重新来再造一个。在这儿至少是不去简单顺应它那一套秩序；再就是从各个不同的点切人。比如说这儿从扫盲切入，那儿从治水切入，这儿解决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