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5期
关于未来神话
作者：于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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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这些词汇至少要经历过三百年的工夫才会有意思。在现代建筑里是不会出现“乌鸦”一词的，这个词飞翔了数千年才具有了“死亡”的含义，我们怎么能指望“铝合金”之类的词会给读者带来联想沧桑的冲动?
存在并非现实，现实是时代，是时间性的，转瞬即逝的东西。存在是基本的，无时间的。世界最基本的存在是大地，其次是生命、故乡。存在并不是不可及的，它永远是当下、手边的。只是总是被时间遮蔽着。
我相信从1966年的某个时刻起，中国的那些传统城市就已经随着红色恐怖的肆虐死亡了。“抄家”使昔日的“家”成为噩梦。人们默默地转移了他们赖以维系“栖居”“家”的基本点，这个点在昔日是体现在旧建筑物中的日常生活，是来自过去传统中的价值观，生活习俗，是永恒的过去，他们一度坚信过去就是未来，他们坚信由建筑样式体现出来的某种最基本的东西。房子暗示的乃是永恒，它总是老的，是一代一代要住下去的，总是有一个新的重孙会再次在这房子里嗅到他老爹的老爹的气味。但现在他们把生命的基点转移到了未来，他们已经潜意识地接受了世界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路上”的世界观。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的“在路上”，而是“所有道路的目标都是未来”。罗马可以通过前进抵达，也可以通过后退抵达。一个诗人心目中的罗马和一个平民心目中的罗马完全不同，但有一点相同，那就是“罗马”意味着某种在时间之外的东西，因此人们可以用三百年的时间去建筑一个教堂。而“未来”，对于一个艺术家和一个银行职工完全是一样的，那就是成功，甚至更具体些，进入“先富者”的行列。就像罗马曾经是一个古老的神话那样，未来成为光辉灿烂的新神话。
海德格尔所担忧的世界“框架”其实已经完成。今天，任何人要进入世界，他都必须像一张磁盘那样“格式化”。而在格式化里，任何指令都是用英语发出的。我们时代的知识所做的事，不过是不断地修改这个格式，令它看起来似乎更符合普遍的人性，——而在根本上，它的结果却是把人性改造得更符合于格式。
从西方人拍摄的关于昆明十九世纪社会风貌的图片看，昆明居民似乎只能用两个形容词呆滞、麻木来形容。但从这些图片中的人的所谓呆滞、麻木的目光来看西方人，那不也是魔鬼么?因此我也可以说所谓“麻木、呆滞”是魔鬼眼中看到的中国。问题是，那些人真如我们看上去的观念所以为的那样只是“呆滞、木讷”的么?云南一个遗老作家罗养儒在一部记录昆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社会风貌的书中说，当其时，昆明到处是泰然美好的景象，是他一生所见最美妙的时光，而这样的时光正是那些照片中的人们所创造。
我最近去昆明的一个医院，看见一个患者被地面滑得翻滚了两次，后来发现这家医院到处写着“小心地滑”。既然知道这种建筑材料对身体永远存在着随时会爆发的危险，为什么还要用呢，因为要说的是一套，起作用的又是另一套。这个医院可以说是中国当代生活的一个隐喻。建筑师在设计的时候，首先想的乃是这个医院要象征表现什么，而不是它的基本功能，那是第二的问题。医院首先被看成某种积极意义的象征(这个意义并非我们想象得那么高尚，它很可能就仅仅是这个单位的领导者为了炫耀自己的政绩罢了)，而不是患者们看病、安全第一的地方。有的是不会滑倒人的材料，但那些材料不能表现这个建筑师关于医院乃是某种形象的象征，那个象征就是要把医院升华出一种欣欣向荣、辉煌、明亮、光芒万丈、焕然一新的印象。会产生如此效果的建筑材料可能本来只适于墙面，但被用在地面，结果诚实的隐喻完成了，患者被比疾病更危险的地面滑得鼻青脸肿。
人们以什么都知道为荣。电视台的问题：“巴黎有几只鸟，100只?1000只?10000只?”然后第一个嘉宾说100，然后第二个嘉宾说1000，然后第三个嘉宾说10000。“回答正确，加十分!”我奇怪的不是那些如此白痴的问题怎么会有人回答，而是惊讶这些嘉宾中怎么竟然没有一个人最诚实简单地回答：不知道。
在1957年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不诚实的时代。在“文革”期间，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充满小人的社会。诚实是恐怖的，是我们时代的苦难和死亡之源。谎言成为在这个时代生存下去的保命灵方。在“文革”时代，说谎已经成了整个国家运转的润滑剂，人们不敢面对人生那些基本的东西，性、饮食男女、音乐、诗歌、艺术、美食、审美的要求，作为世界的最基本的方面，日常生活，在这个国家都成了忌讳。-一方面是空洞的关于美好未来的巨大谎言，其代价是人民放弃当下的生活，为明天而奋斗，另一方面，是成千上万的用来对付这个谎言的小谎言，以使自己起码能够活下去。人民生活在一个精神真空之中，为巨大的谎言而活着，生活的意义就在于用无数小的谎言(交代、检查、悔过书、揭发信、检举信、表态、决心书)去应付那个巨大的谎言。谁都知道，你要在社会上混下去，就要说的是一套，实际上另一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连孩子都知道，在学校里讲的话和学校外讲的话是不一样的，更不要说，在单位上、会议上讲的话和下面讲的话完全不同。“文革”导致的其实不仅是对文化的恐惧，更是对生活的恐惧，对诚实的恐惧。
那时候谁都知道，这个国家普遍存在着两种话本，公开的话本和私下运作社会的话本。人们普遍懂得，在单位、学校和面对电视台的话筒时要讲一种话，在家里，与朋友、情人则讲另一套话。社会的形象由公开话本去塑造，实际的有效的运转则来自私下的秘密话本。公开的语录贴在医院的墙上，私下的心照不宣则是关系，很多时候，人们已经不信任公开话本可以运作事情。说真话需要罕见的勇气，要付出平静生活从此毁于一旦的代价。
“今天天气很好啊!”“是啊，对我们的农业有好处!”这已经成为人们自觉的一种思维方式，人们习惯任何事情都从“我们”来考虑，从社论的立场来考虑，只有如此人们才能保护自己，在最私人的生活中也充满谎言，因为在1966年，告密、大义灭亲乃是全社会公认的美德。
1978年的历史意义在于，那个人人畏惧的巨大的谎言被揭破了。但那谎言存在的时间已经足够人们改变自己对生活的基本价值观和传统，不诚实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基本处世原则，甚至形成一种不诚实的文化。
我属于在谎言中长大的一代人，关于人性、人道主义、关于诚实、关于告密之恶……这一切今日在书籍中属于基本常识的东西，我是在地下的状态中，通过阅读禁书领悟的，学校和家长、作家和诗人从未告诉过我这些，那时代的教育就是要受教育者学会不诚实地看世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有的学生都知道，学校里教的那一套，在现实中其实行不通。
人们要活着，就必须把基本的东西用谎言包装起来。升华，对任何事情都要加以升华，不是从基本的、常识的角度去看世界，而是任何事情都要上升到“大是大非”、“路线斗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