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5期
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
作者：［美］华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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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链的三个环节之一：为中心地区的某些加工过程提供原材料——商品作物(包括粮食作物)或矿物产品；增加生产粮食作物，供给边陲地区生产原材料的劳动力；利用当地的剩余粮食，提供食物给那些在特定时期转到原材料或粮食作物生产线(供给原材料生产者)的劳动力。
在收并的过程中，第二方面的改造是把现行的政治架构重组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国际体系内的国家。原来的政治架构或合并，或重组，或解体，或创建随意界定的崭新架构。不管怎样，关键在于新产生的“国家”(有时是那些叫作“殖民地”的非主权“国家”)要在国际体系的法规下运作。在内部，他们要维持某种程度的有效管治，以允许商品链运作所需要的流通。但与世界经济中心地区的国家相比，他们又不可过于强大，以免真正威胁到原来的主要垄断者的利益。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多次扩展，原只间歇地进行，但从十七世纪开始就延到十九世纪。到了十九世纪末，地球上已没有一个地区处于国际体系之外。如果仍有一些地区未纳入构成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商品链的话，数量也不多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其余的也都收并进去了。
第四方面与生产力及财富水平的总体增长和提升有关。在名次的排列上，如果一些上升了，其他就会下降；尽管这是无可辩驳的逻辑，但下列其中一点可能成立，或两点都同时成立：(a)按“发展”的绝对指标来衡量，全部或大多数国家都“升”了。(b)这些绝对指标之间的离差减少了。自由发展论者的主要论点是：情况可能如此，他们当中很多人更进一步指出历史其实已存在这种情况。
我认为从收入来计算，占世界人口10—20％，处在顶端的人们可消费财富的绝对水平，在过去四百年内毫无疑问是上升了，而且上升的幅度相当大。我所说的这10—20％的人在地球上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对中心地区大多数人来说，上述情况肯定成立。因此，如果我们用全国范围的标准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即使把物质通胀也计算进去，我们仍可看到这样的增长。
问题不在于生产力的改革是否引起累积的资产及实际财富有否剧增，因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也不在于这样的增长是否使全球的中间阶层(即所谓干部层)获利，这答案当然也是肯定的。问题在于有没有造福于全世界的大多数人。到1945年为止，这大多数人主要还是农村人口，要说有的话，实在令人怀疑。在绝对收入方面，这些人很可能比他们的祖先的境况更差。经过四个世纪，他们与世界顶端10％或7％的人相比，收入的差距大得惊人。
我们又回到讨论的起点——1945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改造自1945年以来有两方面令人瞩目。世界经济在人口、产值、财富积累方面的绝对增长大概可与1500至1945年的总增长相比拟。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力量也比1945年以前有惊人的发展。这两方面加起来，可以说明为什么从那以后，“发展”成为意识形态的主题及斗争领域。当联合国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宣布为“发展的十年”，很多人认为物质的增长及反体系力量的增长，预示了世界经济1945年前建立的架构将进行基本改革。但预期的改革并没来临。到了今天，差不多二十年后，争论主要围绕改革为什么没有实现。
那么，1945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架构有什么变化呢?主要有两点：生产力的绝对发展意味着全球从事第一部类产品生产，包括粮食产品生产的人口比率急剧下降；制造业的绝对发展及第三产业的绝对与相对发展，导致全球“都市化”的势头没法遏止，目前仍大大失控。在这个过程中，现存的低成本劳动力来源快要枯竭，我们快到临界点。几乎全部农户都起码半无产阶级化。经济的停滞继续把半无产阶级化的农户改造成无产阶级，其结果是无论高利润部门或低利润部门的利润率都必然下降。
当然，商行及国家机构可能设法反击，不断试图使原来的一些无产阶级农户“边缘化”。许多迹象足以说明这一点。很多国家的政府在八十年代采取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就是明证。例如，美国与欧洲有人不断建议允许个人选择不参加社会整体保险计划。如果这建议获得通过，就是上述政策的反映。建议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我认为未来三十年最终将说明，资本要从政治上把无产阶级化的人口“边缘化”，比工人阶级阶层自身“无产阶级化”更困难。因此，总的趋势十有八九仍是农户的全面无产阶级化。这就意味着更高成本的雇佣劳动。假如这成为事实，资本将日益受到挤压。
1945年后第二个主要转变是全球反体系运动在各条战线取得一系列辉煌胜利，一方面表现为一个又一个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他们声称在某些方面继承第三国际的传统。当然一些国家的成功主要靠苏联的军事力量，但相当一部分是国家内部革命力量的胜利。令人触目的有中国、朝鲜、越南、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及(历史较特殊的)古巴。
第二方面表现为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在很多情况下，这也是民众大量投入斗争的成果。当然斗争的过程在不同的国家有很大差异。发生过重大民众斗争的国家，这里略举一二：印度与印度尼西亚、加纳与阿尔及利亚，安哥拉与莫桑比克、尼加拉瓜与津巴布韦。
第三方面表现为西方国家的工党或社会民主党1945年后执政，并使大部分国家变成制度化的“福利国家”。
我并不是说社会主义集团的马列主义政党上台、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社会民主党上台，是同一回事，不过他们至少有三个共同点：第一，他们的成功都是国家内部民众力量崛起的结果，并在某种意义把他们的胜利视为反体系的胜利。(你也许同意、也许不同意我这个概念，我只是认为这是广为流传的自我形象)第二，原是在野(通常是非法)的政党或政治运动参与斗争，后来都掌权。第三，这一点与我们目前的讨论关系最大，就是掌权的政治团体都给自己订立了发展经济及扩大内部平等的双重政策目标。
我在上面提到他们有三个共同点，其实最近又有了第四个共同点。各类上了台的政治运动都因没有达到或未完全达到这些目标——经济增长及内部更大平等——而受到来自国内、甚至运动内部的批评。这就是文章开首所指的理想破灭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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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引出了我上面提到要探讨的第三个问题：谋求发展的背后是什么需求?双重目标就有双重答案。一方面，发展意味着内部更大的平等，即社会(或社会主义)根本改革；另一方面，发展意味着经济增长，“赶上”先进，众所周知就是全面赶上美国。甚至苏联也曾订立此目标，扬言到2000年会“超过”美国，也为此声名狼藉。
可是，社会改革与赶上先进是截然不同的目标，两者也未必互相关连，还可能互相矛盾。后者似乎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的理论核心。不管怎样，我们现在必须把两者分别加以分析，而不能像过去一百五十年间发展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