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5期
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
作者：［美］华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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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平等、民主的世界，而不只是把目前不平等、不民主的世界体系颠倒过来。如果这是目标，通向目标的途径呢?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多数人认为达到此目标的途径是在全国组织工人阶级运动。1945年以来，这观点已变得不同：通向目标的途径是全民之中组织民族运动。
可是，在全民之中组织的民族运动实际上能达到更大的平等、民主吗?我和很多人一样，越来越表示怀疑。我觉得在全民之中组织的民族运动已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要解决问题绝非易事，濒于绝境、挫败失意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主张由国家去保留国境内创造的剩余的论据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架构运作的核心，是不平等的交换流动，而唯有具备动员力的国家有能力抗逆这流动的洪流。这个论点极有说服力，获得广泛的支持，不过它也有非常消极的一面：国家动员需要决策者，那就是占据主要政治及官僚职位的人。这些人形成一个小集团，在优先考虑发展／赶上还是平等这些问题的抉择上，有直接利害关系。很明显，经济上的私利会把他们推向发展及“赶上”的目标，结果是普罗大众往往在中时段来说顶多保持原状，甚至境况会恶化。解决的办法只要仍由国家的层面寻求和制订，就会进退维谷；由过去的反体系政治运动力量统治的国家则仍须对本国普罗大众加以压制，最好的情况也只能是在赶上的游戏中取得部分成果，而这些成果却主要由干部攫取。
政治运动就没有别的策略了吗?我不是指世界范围的策略，因为那是要世界范围的政治运动去实施的。那样的做法是不现实的，至少目前是如此。世界革命，甚至是在世界范围协调的政治斗争，多数情况下仍停留在口头上。我想不如从剩余的流动的另一个环节——生产这个环节——着手。比如说，反体系政治运动把精力集中在别处，在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在第三世界，对了，也在社会主义国家，把气力用在保留所创造的大部分剩余上。一个显而易见的办法，就是设法提高劳工价格或直接生产者的销售价格。如大多数价格一样，这些价格受市场情况控制，但这些市场情况是受制于政治斗争因素的作用的。这些因素会变，经常变。资本家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世界政治斗争中所花的精力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在价格政策上。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油价上涨，就是一个绝妙的明证。很明显，这是一个煞费苦心的政治斗争，开始的时候，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打了一场漂亮仗。不错，你可能会反驳说：你看看八十年代的情况吧。这里不详谈各国对石油输出国组织如何进行了十多年的反击，但反击确实迫使输出国组织作出了退让，从这点可清楚无误地看到国家层面的发展策略的隐患。1973年以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保留了剩余流动的较大比例，但却是保留在国家的层面上，然后由国家分配给干部、基础结构的建造、工人等等。压力是十分明显的，脆弱性也显而易见。
在整个过程中，如果一开始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油田的劳力价格上升，后果也许没那么令人触目，但要扭转它也会困难多了。如果这场斗争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内的工人抗争，而不是一个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对当时的世界强权的斗争，政治就不一样了。由政治引发的保留剩余的稳定增加，较少可能导致世界市场的严重损失，就是说，如果明天所有新兴工业国纺织工人的薪酬上升20％，纺织品买家唯一的选择可能就是转向其他成本同样高的地区，他们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会这样做，或者要寻找新的新兴工业国。斗争会有起有落，不过重要的是在后备劳动力正面临枯竭的世界经济范围内，这种斗争的起比落更多。
在某种意义上，我主张的是钟摆可以回转。以往对抗不平等的首要策略是所谓阶级斗争。十九世纪时期这种斗争同时在工厂(透过工会的建立)和政治舞台(透过社会主义党派的建立)进行。资本家主要从两方面反击：利用国家机器镇压这些运动；从国内及国际的后备劳动力即(半无产阶级)农户中招募新工人。
由于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农户的分布并非随意的，而是由国族、族群、种族所划分，因此，把重点放在无产阶级农户的政治策略很明显不可能成功。因此，到了二十世纪，钟摆重心急转向所谓“反帝国主义”，斗争强调民族解放及全国发展国民经济；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成员国国内有同等重心的转移，转向反法西斯斗争。
然而，同一时期，资本主义对资本积累无休止的追求，削弱了它使用原是永不枯竭的后备劳动力的机会。后备劳动力的源泉现已有限，资本家的策略因而有所改变，石油输出国组织使用的斗争模式事实上对他们相当有利，七姐妹(世界七大石油公司)中没有哪一个因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价格上涨而蒙受损失。恰恰相反，只要积累的剩余价格仍由国家分配，资本家仍可把他们的资本重新部署而不会失去对这些资本的长远控制。
另一方面，由于世界经济在地域分布上已到了尽头，资本家现已不再像往昔那样不易受“阶级”斗争原有的策略所左右。但要有作为，运动的重点须重新组织，运动不可与国家有密切的联系，即使是他们经过斗争扶植上台的政权也不行。运动所关注的必须是商品长链每一个环节上如何保留更大比例的剩余。这种策略最终会使体系“负荷过重”，大大降低全球盈利率，并拉平分配。这种策略也可能会动员起各类的新社会运动的力量，这些运动的目标大都着重平等多于注重发展。
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费边主义(Fabian)策略，并非缓慢地一步步朝世界平等迈进。策略是基于以下的信念：世界盈利率会受到各地的政治冲击。当各地的胜利逐渐积累扩大，体系的支柱相当大一部分将要倒塌，迫使贪婪者互相倾轧，吞食分配给其代理人及给中间人的那部分利益，结果当然是集体自杀；军饷不足的军队会士气低落，无心恋战。没有一支“军队”(即庞大的政治和思想武器)去保卫资本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将无法稳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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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像?到此，我想我的回答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今天，国家发展无论主张或是采用任何办法都不过是幻想。如果我们全身心投入那方向，资本主义制度还可能像熊彼特(Schumpeter)所希望那样，为自身延长二百年寿命。有了这额外的二百年，地球上的特权阶层也许可过渡到一个完全不同但同样是不平等的世界体系。
不过，发展也可以是指路明灯。我们可以加快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长期发展的步伐，这是资本家最害怕的。本地及局部要求更多的参与，要求提高实际收入，即生产地的生产者在全球不受控制，就是政治上动员起来，经济上要求重新分配。这样也就把维持现状的得益者的最厉害的武器解除了；这个武器就是把(国家及世界的)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农户在政治上分化隔离，及呼吁个人(每人所创造的剩余)为国家作出牺牲。
这种策略并非如想象那么显而易见。传统的或是过去的反体系政治运动——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人、全世界的共产党、民族解放运动等都没有去认真鼓吹它，甚至没有把它看成较次要的策略。就是过去二十至三十年期间新兴起的反体系运动，也没有哪一个这样做，至少没有像我所主张的那样着意使体系负荷过重。他们仍对发展以达至平等信心过大；我认为他们需要认真考虑的是通过争取平等以达到发展，但这种平等主义不能是否定自我实现及社会多元化的。平等与自由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密切相连。如果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把两个目标分开，结果就是两者皆落空。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弱点正在于它的自我实现的问题。越商品化，不均等分配剩余的能力就越会减弱，积累就越不能集中。但如果说加速商品化是摧毁体系的途径，又绝不充分，因为让它自由发展，垄断势力就会设法放慢速度。传统的看法认为国家发展使商品化加剧，我却认为应把国家发展视为取代其他可进一步加快商品化的策略。
生产者强调保留剩余，即强调更平等、更民主的参与，这决不是乌托邦，而可能是极为有效的措施。今天他们的要求遭到大资本家的反对，但更大的障碍来自反体系运动本身。他们必须认清发展的由来已久含糊不清的两个概念——更多，与更平等。他们必须选择后者。这个选择并非与国家无关，国家机器可以从很多方面支持这个计划，但如果计划实施的动力是国家机器，发展就不是指路明灯，只是幻象。
华勒斯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教授，布罗代尔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有《现代世界体系》等。
黄燕堃，学者，现居香港。
刘健芝，学者，现居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