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5期
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
作者：［美］华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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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他们很多保守的对手那样，往往漫不经心地认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我说过，长远来说，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轻率的观点——经济增长以实现赶上先进及增加平等主义的分配——如果不是钱币的正反两面，就是两种平行的矢量。我的意思是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陈述都肯定这点，剩下的问题不过是，这两个源自发展概念而内涵不同的目标之中，哪一个才是推动发展的政治动力?直截了当地说，人们过去以及现在真正关心哪个目标?他们过去把哪个目标放在首位?
答案只能是国家政权总是优先考虑赶上先进国，而在这个问题上，政治运动产生了分歧。其实分歧可追溯到他们本身和集体的历史。政治运动团结在同一组织内的，有那些渴望财富增加、赶上(不言而喻还要超过)他人的人，也有那些寻求平等的人。两个目标相辅相成这个信念，在以往是团结他们的纽带。这条纽带往往表现为坚定的信念：有了经济发展(结束匮乏)就有可能达到平等。然而，政治运动的力量上台后急着要采取行动去订定先后缓急的次序，从而至少部分揭去了意识形态的外衣，结果是幻想破灭，起码引起了混乱和不满。
1945年以前这些问题并不存在，原因有两个：第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当时仍处于长期扩展的态势。情况持续、财富不断增加的前景，使大家指望分得更多，那些有希望在短期内分得更多的人，往往会全力支持当时的体制，而那些希望较渺茫的人通常构成反体系政治运动的社会基础，主要吸引力在于它们似乎能为加快实现获得更多提供一条政治途径。
第二，只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处于长期扩展的态势，反体系政治运动在政治上就仍处于劣势。尽管这些运动声称代表民众阶层，因而代表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支持他们的社会层份的上下两端总是受到侵蚀。一方面，民众阶层中比较富裕的上层，受到体系长期扩展、个人升迁的诱惑，在这体系中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团结一致进行斗争的意识也磨灭了；而比较贫困的下层(即半无产阶级化的农户)常受挫折，难以组织起来，甚至只能挣扎求存。一些人也因希望得到全职工作而不得不驯服乖巧，获得全职工作意味着向上流动，当然只是流向无产阶级而非资产阶级；虽然只有一些人有这种机会，但永远也无法确定是哪些人，因此，很多人似乎都可能有这样的前景。上述两个“游离层分”当然解释了为什么传统的十九世纪工人阶级革命前景从未实现。
看起来似乎矛盾，但情况确实如此：1945年前反体系的政治运动的政治弱点恰恰是他们的力量。由于他们永不能上台，可以不去触及他们统一而又矛盾的思想体系，因而可以以运动的形式存在，而且能立足。资本主义政治架构的削弱使大量的反体系政治运动掌权，反而暴露了这些运动内部的严重分歧以及那些谋求向上流动和那些寻求平等的人之间的裂痕。
寻求发展是为了什么需求?这问题即使通过历史的分析也找不到单一完整的答案。这个口号掩盖了存在已久的极深的矛盾。自从1945年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这个矛盾令人触目，要求我们共同作出颇为艰难的、巨大的政治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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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作出政治抉择以前，还须澄清一个历史问题：“国家发展”其实是如何实现的?在哪里实现了?至少在哪里宣告实现了?——大概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实现了?
一般描述的图像是：大约在1750年至1950年间，一些国家相继“发展”了或实现了“工业化”(工业化常被认为是发展的同义词或标志)。故事一般是这样讲的：英国首先发展，然后也许是某些西方国家，最后是一系列的国家(再加上日本)。历史事件的这个版本把我们带到1950年前后，在这个关键时刻，比较保守和比较激进的有不同的说法：比较保守的说，1950年以来，进程继续，一些国家如韩国就是明证；比较激进的说，十九世纪确有这样的发展，只是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妨碍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阻力大得多。因此，今天唯一的抉择是走一条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完全决裂的崭新道路。
不过，我们在比较外向型与脱钩型两个模式以前，必须先质疑这种看法是否准确反映了过去发生的事情。对1750至1950年期间的历史可以有另一种读法，可以不把它看成一系列民族发展的成功史，而是世界经济整体的长期发展史。我要提醒大家有关我们要探讨的这个架构的两方面：日趋严重的地区两极分化，及体系外围的不断扩展。我认为发生的事很容易理解。运作地区范围的扩大，导致世界经济体系的人口增长，人口增长是为了在世界范围的商品链中创造低成本、创造剩余却不是保有剩余的环节。这些环节的绝对扩展就意味着这些商品链中其他环节的同步扩展。如果起初环节的剩余保留额是低的话，其他环节的就会高些。如果中心地区没有与边陲地区同时扩展(地域没有扩大)，体系的性质就不再是资本主义的了。
与1750年相比，1950年似乎有更多的地区获得“发展”，这并不是十多二十个国家“发展”了其“国家”经济的结果，而是因为这十多二十个国家占享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整体扩大及发展的主要成果。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没有“取得”自身的“国家发展”，是别人“强加于他们”的。得到发展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剩余积累恰似溅在吸墨纸上的墨水从中心溶化开来。它之所以记在这个而不是那个国家的帐本上，不一定是或主要不是该国政策带来的成果。
当今的情况确实起了变化，整个体系无法再在地域上扩展，因此中心地区的地域无法再扩大。如果说某些类中心地区的地域有什么显著的变化，就只能是一个得失抵消的游戏：一个新地区加入，一个老地区就要退出。过去由于体系整体上在扩展，上述情况可能只部分是对的。现在却完全是这样。再过三十年，中国或印度或巴西如果真的“赶上”了，这个体系内其他地区的世界人口的显著部分进行的资本积累会相应衰减。不管中国或印度或巴西透过脱钩还是以出口为重点还是用其他什么方法“赶上”，情况也都如此。只要国家(独立的国家)各自寻求发展，情况就会如此。赶上先进国意味着竞争，竞争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发展将以损害别国的利益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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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带出了大家都真正关心的问题：怎么办?从上述的分析可得出什么政治含义?我得出的第一个含义是最激进的：国家发展很可能是一个有害的政策目标。理由有两个：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目标都无法实现；少数可能实现目标的国家，将彻底改变世界范围的生产所在的地区，从而改变他们在国际名次表上的位置，他们获取的利益将以损害其他区域的利益为代价。在一定意义上，情况从来如此，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是如此。
我听到抗议之声，来自世界所创造的剩余分配不均之下受苦的人。他们问：那么，怎么办呢?难道要坐以待毙吗?我回答：当然不是。
这里，我必须作一个假设，假设目标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