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6期
国际文化界反思９·１１事件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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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踏入拉丹的陷阱
美国获普利策奖的历史学家、《二十世纪的生活：清白的开端》的作者阿瑟·施勒辛格最近撰文指出：美国的盟友在对付恐怖主义方面有更丰富的经验。巴斯克恐怖主义者居住在西班牙西北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但西班牙政府二十五年来一直试图阻止他们的暴行。一直没有成功。科西嘉恐怖主义者居住在小岛上，但他们继续挑战着法国当局扑灭他们的努力。英国也无法阻止爱尔兰共和军在英格兰放置炸弹；现在爱尔共和军已经放弃了恐怖主义，英国还是无法阻止那些自称为“真正的爱尔兰共和军”的暴徒放置炸弹。并没有什么打击能彻底摧毁恐怖主义。
他指出：我们的总统应该问一下自己，拉丹会希望我们下一步干什么。他肯定希望美国不分青红皂白地对阿富汗进行空中打击，杀死大量无辜平民，从而使拉丹视美国为邪恶力量的论调更令人信服，甚至使温和的穆斯林也仇恨美国，引发新一轮恐怖主义袭击，煽动起极端的穆斯林起来对抗他们温和的政府。哈佛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多年前在《外交》杂志上撰写过一篇煽动性的文章，预言“文明的冲突”将会决定未来。布什政府如今最大的挑战，应该是证明亨廷顿错了。如果我们任由对抗恐怖主义的国际警察行动沦为西方对抗伊斯兰的文明之战，我们将步向灾难。我们最不需要的东西，就是为了回应拉丹的党徒挑起的圣战去发动另一场反圣战。
拉登已经为美国设下陷阱。我们不要踩进去。当布什谈及想逮捕拉丹，“不管他是死是活”，无疑他取悦了他的国内听众，但他使我们那些已经担心着“牛仔外交”的盟国的大使们都感到心寒。当他谈及组织一支“十字军”时，他激怒了那些仍然对古代的十字军东征怀恨在心的中东人。他坚持使用“战争”这一字眼，使人回想起杜鲁门在朝鲜半岛战争中更偏爱使用“警察行动”这个字眼。恐怖主义者是罪犯，我们不应该在他们身上损失一个主权国家的尊严。“战争”不是我们今天应该用的术语。
(李俊慧 译)
科学与宗教尚缺乏相互尊重
德国著名学者、《交往行为理论》等论著的作者哈贝玛斯近期在德国书业和平奖颁奖大会上致答谢辞时指出：那些决心自杀的凶手们将民用客机变成炮弹，射向西方文明的资本主义城堡。从本·拉丹的口中我们知道。他们受到了宗教信仰的鼓动。在他们眼中，全球化和现代化代表着撒旦。就连我们这些坐在电视机前的一遍遍观看曼哈顿巨楼倒塌的人们，头脑中也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圣经》中的场景。作为对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的回答，美国总统那些报复性的语言，也明显地带着《旧约》的色彩。好像这次袭击在世俗社会的最深处拨动了宗教的琴弦。尽管他们使用宗教的语言，原教旨主义却是一个现代社会的现象。
谁要防止文明之间的战争，他就必须回想一下我们西方的世俗化进程中那个尚未结束的辩证过程。“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不是一场军事战争。恐怖主义之中同样体现出不同的世界之间灾难性的沉默的碰撞。这些不同的世界必须超越暴力而发展出一种共同的语言。人们期待全球化带来的不是霍布斯最初设想的那种全球治安国家——即在警察、情报机关和军队的层面上，而是一种全球性推进文明的建设性政治。
对世俗化进程的一种理解认为，宗教应该被理性这种更优越的东西所取代；另一种理解则将现代化视为盗窃者的赃物。这两种对世俗化的理解具有共同的错误，都将世俗化过程看作一种无增值性竞争。竞争的一方是资本主义社会那种挣脱了约束的知识与技术，另一方则是宗教持续的势力：一方的利益必然以对方的损失为代价。眼前，这个竞争必须遵守自由的规则，而自由的规则却是偏向于现代化发展的。其实，后世俗化社会需要在世俗化进程的同时，继续保持宗教的存在。在科学与信仰的争执中，具有中性世界观的国家决策时并不偏袒任何一方。只有当世俗化的结果与强大的传统世界观保持着平衡，公民理性才会认可与赞同它。世界观多元化并非对任何世界观都是平等的。迄今为止，自由主义国家要求那些具有宗教信仰的公民严格区分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为了获得社会多数的认同，他们必须将其宗教信仰翻译成世俗化的语言表述。天主教会与新教教会就是这样做的。比如他们赋予母体外未受精的卵子以人的基本权利。这就是把一个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翻译成宪法中的世俗语言表述的努力。
但民主和开明不是一个单纯的理念。而是对社会上多种声音的综合性描述。在没有认真听取那些感到其宗教感情受到伤害的反对派的质疑之前，世俗化的主流社会不能强行作出任何决定。他们必须将这些质疑看作一种具有推迟效应的否决权，从而在耐心检验中学到什么。今天，市场的语言透过每一个毛孔，将一切人际关系压进自私自利的模式中。在理性的选择和对最大盈利的追求中，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社会联接没有获得应得的位置。世俗化仅仅将一些传统的概念取消，难免留下困惑，难免用罪行代替罪恶，用触犯人的法律代替违犯神的戒律。迄今为止，很多道义的情感只有在宗教语汇中才能获得有细腻区分的表述。科学主义相信有一种科学，它不仅可以通过客观化的自我描述来补充人格化的自我意识，甚至将完全取代它。这不是科学，而是低劣的哲学。我们的智慧可以非常具有科学性，尽管如此，依然没有一种科学可以替我们在很多事情上作出判断。比如。即使分子生物学使得遗传性状的改造成为可能，但是，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那些尚未具有人格的人的生命呢?
(张 钊译)
富人不是概念也是人
美国哈佛大学华裔教授李欧梵近期在《亚洲周刊》撰文指出：纽约世贸大楼成为灰烬后第二天，美国ABC电视公司名记者宗毓华访问了一家投资公司的总裁，这家公司的办公处恰在大楼顶端数层，幸免者仅五十余人。四十岁的老板在访问中几次泣不成声，说他竭尽所能给所有公司遇难者的家属打电话，还劝其他职员周五不要上班，要他们多和家人聚聚，“多亲亲你们的孩子”，在失掉生命以后，他才领悟生命的可贵。但是，他说公司的同事一致决定上班，因为他们觉得不能落在其他公司之后。
作者说：反对美国霸权的人，最容易把美国大资本家都描绘成心狠手辣、毫无人性的中年人或老头子，但这个形象似乎已经过时了。恐怖分子把象征金融资本的世贸大楼作目标，显然也从来不把美国资本家当人看。但是他们何曾想到，这些人也有亲人。美国人“对幸福的追求”是立国理想之一，也往往被人误解，以为幸福就是享乐和金钱。其实美国人对于幸福的追求，绝不止于财富，那些把美国非人化、视之为财富的化身和强权代表的人，恰是“第三世界”贫穷国家的现象，同时也是全球资本主义急速发展的遗毒，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贫富如此不均，还谈何自由、平等和幸福?所以，第三世界国家存在的普遍反美情绪，非但可以理解，甚至是情有可原的，然而，这并不构成恐怖分子不择手段的借口。美国人自己也存有闭锁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