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6期
国际文化界反思９·１１事件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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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化茫然无知，内中较保守的更反对移民，心存种族偏见，其他种族的移民愈多，偏见也愈深，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这一切如果导致为恐怖分子喝彩，那只能让人痛心。作一个科幻式的设想：如果二三十年后，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大强国，而外国恐怖分子用同样的方式把上海的世贸大楼摧毁，中国人又会作何反应?那时候如果美国有人在隔岸观火，拍手称快，又当何论?
舆论界错误与虚假的一致
美国著名作家、前美国笔会主席苏珊·桑塔格最近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写了短文，对美国政治与舆论界千人一声、同仇敌忾的现象作了严厉批评，其标题是《强大帮不了我们的忙：美国的自我欺骗》。文中指出：在我这个受惊与悲伤的美国人和纽约人眼里，美国还从来没有比过去的这个星期二更远离现实，尽管我们在这天遭到了超强度现实的冲击。那些政治家与电视评论家自以为是的愚蠢和厚颜无耻的欺骗——唯有市长Giuliani和Peter Jennings是个例外。舆论好像要联合起来掀起一个运动，其目的在于变本加厉地愚弄公众。谁曾供认，这个“卑鄙怯懦”的打击是针对“文明”、针对“自由”、针对“人性”或者针对“自由世界”的而不是针对美国?针对这个世界上唯一自封的超级大国的?谁能说这不是美国的政治、利益和行为逻辑所导致的行动?有多少美国人知道，美国人还在向伊拉克投炸弹?这件事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思考一下美国情报机关极度的无能；思考一下美国未来，特别是在中东的政策；思考一下合理的国家军事防卫。也许，在华盛顿或其他什么地方，这种思考已经开始了。但是很明显，我们的领导们——那些在位的，那些想登上高位的，和那些曾经在位的——在媒体的主动帮助下，已经决定不让公众了解太多的事实真相。过去，我们曾鄙夷那意见一致、热烈鼓掌、自我炫耀的苏联党代会。最近这几天，几乎所有政治家与媒体的评论家那些虔诚、一致的观点，那些扭曲事实的高论，有失一个民主社会的光彩。
作者指出：一个民主的政治，一个会导致不同意见与矛盾的政治，一个提倡率真的政治，眼下被廉价的心理治疗所取代了。让我们共同哀悼。但不要让我们共同去做傻事。一点点历史的意识会帮助我们去理解发生的与将要发生的事情。人们不厌其烦地对我们说，我们的国家很强大。我却不觉得这会给我带来很多安慰。谁能怀疑美国的强大呢?但是，强大决不是现在美国必然表现出来的一切。
(张 钊译)
前景可能比预想的更凶险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政论家乔姆斯基最近在《z》网上发表评论，指出：恐怖主义活动是非常残酷的暴行。就规模而言，它们可能不及很多其他行为，比如克林顿在无任何合理借口的情况下轰炸苏丹，摧毁了苏丹一半的药厂，并造成平民死伤(没有人知道死亡人数，因为美国阻止联合国调查，而别的也没有什么人关注追踪)。更别说还有其他很多更为惨重的例子俯首可拾、比比皆是了。不过毋庸置疑，此次劫机撞楼事件确实是骇人听闻的。死者和往常一样，主要是些工作人员：门卫、小秘书、消防队员，等等。它有可能会导致美国对巴勒斯坦以及其他贫穷的受压迫人民进行毁灭性的轰炸，也可能导致美国进行极端的安全监控，其中的一些措施可能会侵犯其本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这个事件戏剧性地揭示了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愚蠢。事态一直以来都非常清楚：战略分析专家们反复指出，如果谁想在美国大搞破坏，包括使用大面积杀伤武器，他们不太可能会用导弹袭击，因为这完全是自取灭亡。他们满可以找到其他无数更为简单、更难防御的方法。但是今天的这个事件很可能会导致美国加快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并尽早将之投入使用。“防御”只是为其军事化所做的一个苍白掩饰，并且，由于铺天盖地的宣传，即使是最微小的争论都会在坐立不安的公众中引起恐慌。
总而言之，沙文主义者企图用武力掌控他们的领土，而这次袭击则恰恰是送给这些强硬右派的一份大礼。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及其造成的后果也许比之此次劫机撞楼行为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我们撇开这些不论，未来的前景还是将比这次恶性事件发生之前所预期的更为凶险。至于如何作出反应，我们有一个选择：我们可以适当地表达我们的恐惧和厌恶，也可以寻求理解：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罪行，这意味着我们要努力站在犯罪者的立场考虑问题。如果我们选择后者，那我想我们最好是听听罗伯特·费斯克(Rober Fisk)的话，他对于地区事件的卓越洞见。在描述了“被压迫和被羞辱者的邪恶和可怕”之后，他写道，“这不仅仅是一场要求全球人民确信未来的战争、一场民主和恐怖之间的战争，它还是这样一些事实：美国导弹投入巴勒斯坦人民的家园；美国直升飞机1996年空投炸毁了黎巴嫩的救护车；美国炮弹粉碎了一个叫瓜纳的村庄，被美国同伙以色列武装雇佣的黎巴嫩民兵在难民营一路奸杀掳夺。”我再说一遍：面对可能到来的更大的苦难，我们可以选择理解，也可以拒绝理解。
(任晓雯 译)
贪婪与无知是动荡的根源
法国著名学者戈哈思近期撰文指出：在西欧北美东亚这些西化社会，表面上的强盛其实建立在一种人被严重虚弱化的建制上。当下只有1／4、至多1／3的地球居民是科技社会建构的受益者，其他绝大多数人的处境皆可以用悲惨来形容。然而西化社会对他人的悲惨视而不见，也因此看不到自己对他人的迫害。难以温饱的沮丧带来怨恨与复仇的渴望，因此带有宗教意义的“救世福音”极易找到追随者，西化社会也因此成为攻击的目标。
西化社会的另一个根本性格是其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一种掠夺与野蛮的性格。例如跨国药厂以专利致富，却对贫国的绝症病患见死不救。可怕的是，冷战结束后，如同法国社会学家波栋斯基在《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一书所指出：“进入九十年代，批判消失了，资本主义也不再需要自圆其说，不再需要关心自己与他人关系的建构!”
多数西化社会的媒体以为敌人是隐形的，这是对自己的存在处境缺乏反省带来的无知。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曾经倡议，对全球的跨国资金流动课以不及0．1％的税，以此协助穷人。但这项建议被指干预市场，遭排拒在西方社会的政策讨论之外。自私、贪婪与无知，才是西化社会最大的敌人与世界动荡的根源。
(吴坤墉 译)
反恐与反恐的偏见
中国台湾《新新闻》周刊主笔、著名政论家南方朔近期撰文指出：由于西方媒体流行的趋势日益认为“你的恐怖主义是我的自由游击战士”，因而“恐怖主义”实在难以定义。论近代的恐怖主义，必不能疏忽十九世纪末以及二十世纪初的俄国虚无党，它是绝望时代的极端主义，把不能实现的愿望转化为最深沉的毁灭式痛恨，以暗杀及乱掷炸弹为手段，只剩“与汝偕亡”的最后悲情。这种现代恐怖主义的原型，从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