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1期
小说的世界
作者：余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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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的小说中有很多的死，但最后都体现出生命的韧性，请问您是如何实现这种转变的?
答：我也不知道(笑)。因为，我提一个小说里的对象。《活着》里边那个福贵。当我刚开始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印象，就是一个人中午劳动。1985年的时候，有一段，我被派到下面去搞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事。我们海盐那个农村，中午还在劳动的，就是老人。他们可能是干得慢，所以我那时候就特别有一些感受。当我想写福贵的那几天，有个东西触动了我，挥之不去：一个脸上全是皱纹，皱纹里又是泥土的一个老人在中午，大热天，跟一头跟他一样老的牛在耕田。就仅仅只是这么一个印象。然后就开始往下写。因为，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开始是先有题目。随后我是想写一个人，一个人很爱惜生命的故事。这个时候我的太太跟我说过她的一个同学得了肝癌，然后就抗争的故事，记得我特别感动，我那时特想写这一个小说的。最后呢，就是有一天早晨起来，脑子里忽然跳出了“活着”这两个字，现在我发现这还是我最好的题目，再也没想到更好的题目了。就是一天早晨起来，莫名其妙地冒出来这么两个字。这完全是属于那种主题先行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我刚才也说过，“文革”期间，主题先行被批判过，现在又批判，这是不对的。任何小说，有的小说就是先从一些细部开始，有的就是先有一个主题，哪条路都可以去走，而且结果往往一样。没有那种一定要怎么样。
我觉得像福贵这样的人，就像是我生活中的一个朋友。你在写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就是不断地在了解他。他说的每一句话，有时候你写下来，这句话可能说得不好，我马上在电脑里边把它删掉。为什么?因为这话不是他说的，他不应该说这样的话，所以，马上删去。连续这样下来后，写到后半部，你基本上发现，不是你，是另一个人在写，这时候你们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在写。最后那个福贵走出来的那条人生道路，不是我给他的，是他自己走出来的。我仅仅只是一个理解他的人，把他的行为抄在纸上而已，就这样。这就是写作中比较奇妙的，也就是我读到马尔克斯说他在“发明文学”的时候，我特有同感。当初我记得1988年的时候，我跟林斤澜在黄山下散步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认为写人物很重要。可我那时认为，人物有什么重要，人物要情感干什么?我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应该关注人物的欲望，不要关注他的性格，性格有什么?开朗的，或者是忧郁的，没什么意思。后来，发现也是简单化了。老林当时就跟我说，他有一次跟汪曾祺去看望沈从文，问沈从文说：“沈先生，小说怎么写?”沈从文说：“贴着人物写，就行了。”《活着》就是贴着人物写，《许三观卖血记》更是贴着人物写。但是，当你不这样写的时候，比如我早期的时候，我还真不相信这个话。什么贴着人物写，这就是说说而已，是吧!后来发现就是这样。沈先生是懂行的。跟我一个样，海明威有一篇著名的访谈。人家问他：你的长篇是怎么写出来的?他说，我的长篇一开始都以为是短篇，写着写着收不住结尾就成长篇了。我想海明威肯定是在吹牛。我一直怀疑作家的言论，认为他是在胡说，作家访谈千万不要完全去相信。但是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比如我这篇《许三观卖血记》，刚开始，我真以为是短篇。那个时候，我计划是给《收获》写，一年写六个短篇。等到了发稿了，编辑给我打电话说：“怎么样?我们发稿了，已经拖了五天了，稿子怎么还没来到?”我说：“可能是个中篇。”他说：“好，那就发第四期吧!”到了第四期快要发稿子了，他说：“怎么还没来？”我说：“是长篇……”结果他就说：“第六期，第六期吧!”有些事情我想，确实是有一些经验，所以，福贵就这样写下去，落在前人的经验里了。
问：记忆的深刻程度是否会影响作家的成功?
答：记忆其实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就是你不断地通过一些什么东西马上想到这里。记忆的产生它很奇怪，它必须要有一些现在的东西，才能勾起你过去的东西。我写某一个小说的过程中，有时也会遇见一些记忆里的东西，所以就说可以放到这个小说里面。一般来说，让你的记忆始终处于一种，一种像现在的北京的秋天一样冷的，进入状态，肯定比让它们睡觉要好。你感觉随时就像在打仗一样，然后记忆肯定就很活跃。我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就努力去想。我自己过去做些什么事情，能不能编成小说，就是随着这种搜肠刮肚的状态。刚开始写，那都是强迫，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坐不住，屁股跟那个椅子没任何感情，那难过的滋味。
现在?不再离开那个座位了。出去?就是有个电话说往什么地方去一下，心里就叹气；那么远的地方，又要坐地铁，还要坐汽车，多累啊!就不想去。
（此文为余华2001年9月13日在北京大学“孑民论坛”演讲记录稿。本次论坛由北大中文系卢永麟教授和韩毓海副教授共同主持，整理者为鲁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