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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２００１年得主奈保尔专辑
作者：黄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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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一包文件……”那一章，也即关于罗利的故事那一章，有几行文字尤其动人心弦，尽管要花一些时间才能体会其中的深意：“我觉得，爸爸，我们这些印度人或半印度人与那些西班牙人、英国人、荷兰人和法国人之间的差别在于，他们知道怎样走和要走去哪里，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世界是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你是不是说，世界对殖民者来说是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你是不是说当不同的世界互相渗透和联系，便会使这方失去一些东西，那方获得一些东西？
答：这本身也有一种内在的反讽。本质上确是真实的：对那些知道他们要去哪里的人来说，世界是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但是说这话的人是印度原居民。结果他比被他服侍的任何其他人都更安全。世界对那些后来从欧洲来的人来说将是更安全的地方，但是对罗利或那个西班牙总督来说并没有更安全；印度人服侍的那些人，结果都死得挺悲惨。因此，这确是真实的，但是这真实中也发展出一种反讽。那故事的其中一个主题是，敌人也变成你爱的人。这条链不断延续下去。你必须在某个阶段砸碎链条说：我再也不能继续这样活下去，这太痛苦了，让我走开吧。
问：再谈一下殖民地问题，你曾访问过几个后殖民地社会，可能曾对文化失落、替代和借用作出一些评论。
答：我不这么想。历史是不同民族的一种互相影响，它已永远消逝了。我想像不出还有任何文化是不被影响的。认为借用是随着欧洲的扩张而来，这种看法太简单了。想想十字军从中东带回来的一切吧。教堂的瓷砖、道坛，全都是来自清真寺。想想我们吃的食物和我们喝的阿拉伯咖啡、中国茶和墨西哥巧克力。一直都有这种互相影响。它继续着，但独特之处也保存着。如果你采纳某种文学形式，却不充分了解其源头，随便就应用于你自己的文化，那不一定有效。例如，你不能把乔治·艾略特的乡村社会应用到缅甸或印度，但确有人尝试。这就是今天的文学性小说的众多幻想之一。我总是觉得，这个形式已完成其使命了。
（译自弗罗扎·朱萨瓦拉编辑的《奈保尔访谈录》，原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1994年9月2日，采访者是艾梅尔·侯赛因。）
智力灾难
[美]爱德华·萨伊德
西方对伊斯兰国家的奇怪着迷仍在继续。最近，原本是特立尼达、现在是英国作者的V.S.奈保尔出版了一本厚厚的书，记述他在四个伊斯兰国家的旅行（全都是非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国家），作为约十八年前他一本也是有关这四个地方的作品的续篇。第一本书叫作《在信仰者中间：伊斯兰国家之旅》；现在这本书叫作《超出信仰：在伊斯兰国家的皈依民族中间的游记》。与此同时，奈保尔已变成V.S.奈保尔爵士，一位非常出名以及应该说非常有才能的作家，其长篇小说和非虚构作品（主要是游记）为他获得了声誉，使他成为当今世界文坛真正人所共知、实至名归的人物。
例如，在巴黎，圣日耳曼大道索妮亚·里克尔服装店别致的陈列室橱窗就摆满了《超出信仰》的法译本，夹杂在围巾、皮带和手袋中间。这当然是一种礼赞，尽管奈保尔本人可能很不高兴。另一方面，英美各大报刊都登载有关它的书评，把它当成一位大师的作品来称颂，这位大师具有敏锐观察力，且善于捕捉细节，为似乎对伊斯兰世界有着无底胃口的西方读者揭开伊斯兰世界的神秘，予以彻底暴露。当今没人会去写一部有关基督教或犹太教的同类书籍。而伊斯兰教却是获准捕猎的鸟兽，尽管专家本人可能不懂那些语言，对那个题材亦所知甚少。
然而，奈保尔是个特殊例子。他既不是专业的东方学家，也不是追求惊险者。他是一个第三世界的人，从第三世界给西方自由派一群隐约可见的醒悟的观众发回报道，这群读者向往所有第三世界神话——民族解放运动、革命目标、殖民主义的罪恶，却听不到有关这些神话的很多糟透的事情。在奈保尔看来，这些事情都不能解释非洲和亚洲国家的悲惨状况，这些国家陷于贫困、自身的无能、教育严重不足、未经消化的西方理念例如工业化和现代化。奈保尔在一本书中说，这些人懂得使用电话却不能安装或发明电话。奈保尔现在可以被当成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模范人物加以引用。他是生于特立尼达的印度人，其家族信奉印度教；他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移民英国，成为英国建制的高级成员，经常被传闻是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是一个永远可以被指望讲述第三世界真相的人。一位书评家在1979年说，奈保尔“不借助任何浪漫月光去看待原始人的所谓道德优势”，而且，他这样做的时候，“身上一点也不带西方人的傲慢态度或对殖民主义的缅怀”。
然而，即使是在奈保尔这种人看来，伊斯兰问题也仍然比第三世界的其他大部分问题更糟。他最近从自己出身于印度教的感觉出发，宣称印度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是穆斯林的出现和后来的势力，它使得印度的历史面目全非。与大多数作家不同，他不是有一次而是有两次“伊斯兰世界”之旅，以便证实他对这个宗教、其人民、其理念的深刻反感。讽刺的是，《超出信仰》是献给他的穆斯林妻子纳迪拉的，他并没有谈及她的想法或感觉。在第一本书中，他没有了解任何事情——他们，穆斯林，证明了他已知道的。证明什么？证明退避到伊斯兰教是“麻木”。在马来西亚，有人问奈保尔：“你写作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把这一切告诉人们？”他答道：“是的，我宁愿说是理解。”“是不是为了钱？”“是的。但作品本身更重要。”于是他在穆斯林中间旅行，并写下所见所闻，获出版商和摘登这些书的杂志的丰厚报酬，因为它重要，而不是因为他喜欢写。穆斯林为他提供故事，而他记录下来，作为“伊斯兰教”的例子。
这两本书没有多少乐趣，关怀之情也只有一丁点。在第一本书中，其有趣的时刻是损害穆斯林，他们在奈保尔的英美读者眼中无非是“阿拉伯佬”，是潜在的狂热分子和恐怖主义者，在一位来自西方的老于世故、多少有点儿疲惫的裁判看来，他们不会拼写、思路不清、发音不准。每逢他们显露他们的伊斯兰教弱点，第三世界目击者奈保尔就立即在场。穆斯林一有什么小错误，一个伊朗人表达了某种反西方情绪，奈保尔就会解释说：“这是一个有中世纪高级文化的民族一朝醒来发现石油和金钱、满怀权力感和亵渎感以及意识到一个崭新、包围性的伟大文明（西方）时所产生的混乱。它将被拒绝；同时它将被依赖。”
注意最后一句，因为它是奈保尔的命题，又是他向世界发言的讲台：西方是知识、批评、科技优势和有效的机构的世界，伊斯兰世界则是依赖西方世界的，是可怕地激愤和智障的，一朝醒来却发现一个崭新、几乎难以控制的强大力量。西方从外面给伊斯兰世界提供美好事物，因为“伊斯兰国家的生命力，不是从内部获得的”。于是乎，十亿穆斯林的存在被一句话概括和打发。伊斯兰教的缺陷是在于“其本源——这种缺陷贯穿整个伊斯兰历史：对于它引起的政治问题，它没有提供政治的或实际的解决办法。它只提供信仰。它只提供先知，先知解决一切——但先知已不存在了。这政治上的伊斯兰是狂怒的、无政府的”。奈保尔给出的所有例子、他与之谈话的所有人，都倾向于自动纳入他断定哪里都可以找到的伊斯兰与西方的对抗。这一切都非常令人厌烦和翻来覆去。
那么，为什么他十多二十年后又要再来，又要写一本同样冗长和沉闷的书？我能给的唯一答案是，他现在觉得他对伊斯兰教有了新的独到见解。而这个见解就是：如果你不是阿拉伯人——既然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人的宗教——那么你就是皈依者。作为伊斯兰的皈依者，马来西亚人、巴基斯坦人、伊朗人和印尼人都必须遭受不真实的命运。对他们来说，伊斯兰是一种慢慢接受的宗教，这种宗教使他们与他们的传统割离，使他们既不属这里也不属那里。奈保尔企图在新书中记录的，是那些皈依者的命运，这些人丧失自己的过去，从新的宗教那里又得不到什么，除了更多混乱、更多不幸、更多（对西方读者来说）可笑的无能，所有这一切都是皈依伊斯兰的结果。这种怪论引而申之，等于说只有罗马本地人才可以成为良好的罗马天主教徒；其他皈依天主教的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拉美人、菲律宾人，都是不真实的，都与他们的传统割离。根据奈保尔的推断，则不是英国人的英国圣公会教徒，都只是皈依者，因而他们也像马来西亚或伊朗穆斯林一样，注定要过一种模仿和无能的生活，因为他们都是皈依者。
实际上，整本四百页的《超出信仰》全都是根据这种有点白痴和侮辱性的理论写就的。问题不在于这是否真实，而在于一个像V.S.奈保尔如此有才智和有才能的人，怎么会写这样一本愚蠢而沉闷的书，它充斥着一个又一个故事，全都是说明同一个简单、基本、难以满足和还原论的命题，也即大多数穆斯林都是皈依者，因此无论他们是什么，他们都一定遭遇同一命运。别提什么历史、政治、哲学、地理：不是阿拉伯人的穆斯林都是不真实的皈依者，注定要遭受这种不幸、虚假的命运。我觉得，奈保尔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自己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智力事故。他对伊斯兰的苦苦纠缠，导致他不知怎的竟停止思想，变成某种精神式自杀，不得不一再重复同一个方程式。这就是我要说的一场一级智力灾难。
可惜的是，奈保尔现在丧失的是如此之多。他的写作已变得重复和令人提不起兴趣。他的才能已浪费掉了。他变得没头没脑。他靠他的声誉过日子，这种声誉令他的书评家们上当，以为他们仍然在谈论一位大作家，而事实上他已变成一个代人写作的捉刀人。更可惜的是，奈保尔这本有关伊斯兰的新书，将被当成一本解释一个伟大宗教的巨著，将有更多的穆斯林因此受损害和受侮辱。他们与西方之间的鸿沟将扩大和加深。没有人得益，除了可以卖很多书的出版商和赚很多钱的奈保尔。
爱德华·萨伊德，著名后殖民主义学者，现居美国。主要著作有《东方学》、《巴勒斯坦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