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6期
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的文化观察
作者：程光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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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这两部作品一开始就不是按照纯粹的文学作品来创作，而是为了形象地演义中国革命的历史一样，郭、茅的文学评论当然也不是纯粹的文学评论——是不能过于当真的。在某种意义上，《白毛女》和《小二黑结婚》是一种解放区式的政治性写作，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写作。作为中共早期党员和中国革命“同路人”的郭沫若、茅盾，几乎不可能不亮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其实，在1948年之际，无论你是拥护也好，批判也罢，无论你是赞颂也好，附和也罢，你都无法真正超出时代的转折，自由地安排个人的命运。有意思和值得考究的，倒是萧乾在《拟J·玛萨里克遗书》中对郭沫若等的回应与谴责。他说：“现在整个民族是在拭目抉择中。对于左右我愿同时尽一句逆耳忠言。纵使发泄了一时的私怨，恐怖性的谣言攻势，即便成功了，还是得不偿失的，因为那顶多造成的是狰狞可怕，作用是令人存了戒心。为了不替说谎者实证，为了对自己忠实，为了争一点人的骨气，被攻击的人也不会抹头就跑的。你们代表的不是科学精神吗？你们不是站在正义那面吗？还有比那个更有力更服人的武器吗？今日在做‘左翼人’或‘右翼人’之外，有些‘做人’的原则，从长远说，还值得保持。”这些道理，在郭、茅二人也是心知肚明的——他们同样是深受中国传统士人精神教化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灵魂的底线。但作为左翼作家中人，他们与自由主义作家的差异即在于——更懂得自己所处的时代——他们是精神上的浮士德，但又是脚踏实地的务实的战士。更确切地说，他们有他们独特的经世致用的准则和行事方式。
迟疑与展望
老舍此时正在美国纽约那座“园林极美、地方幽静”的作家书屋雅斗。两年之前，他和曹禺应邀来这里访问和写作，时间为一年。曹禺后来按期回国，老舍因为要写《四世同堂》和《鼓书艺人》和其它原因滞留下来，直到1949年底才回北京。解放后的研究著作通常喜欢把这一时期的老舍描绘得非常苦闷，恨不能立刻回到新中国的怀抱。但近来翻看《老舍自传》，发现情况并不完全如此。1948年2月4日，他在致友人高克毅的信中说：“‘四世’已快写完，因心情欠佳，殊不满意。定于三月中回国，是否能按时回去，当不可知。”3月4日却致函高道：“我又申请延展留美六个月，尚无回音，假若得不到允许，即将回国了。”两封信，等于否定了急盼回国的臆测和主观想象。此时，老舍一方面麻烦缠身，另一方面也想在这里，或者其他地方——有所发展。心情欠佳的直接原因是《骆驼祥子》的译者、美国人伊文·金不仅曲译和随意删改原作，而且拒绝付给老舍应得的版税；“延展”则为继续寻找《离婚》的译者，并促成电影《骆驼祥子》拍摄，扩大自己作品在美国的影响。对此，替老舍打抱不平的沃尔什夫人（即著名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在给老舍作品版权新代理人劳埃得的信中有更具体的解释：
亲爱的劳埃得先生：
目前，他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名字叫《四世同堂》。由于下面一些原因，他的事情正处于混乱状态。或许，我最好先给你简单谈一下问题的症结所在。
他的作品的译者伊文·金（笔名），在没和他打招呼的情况下，翻译了《骆驼祥子》，该书经雷诺和希契克公司出版后，你可能也知道，入选为‘每月佳书’。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舒先生没有收到任何报酬。我猜想，当时他可能不知道那本书取得了这么好的效果，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这本书已经出版了。后来，还是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才分享到百分之五十的版权税。
去年，林语堂的二女儿林太乙想翻译舒先生早期的一本小说《离婚》，因为约翰德不知道他们此举和舒先生与雷诺和希契克公司的出版计划相冲突，结果这一设想流产了。与此同时，伊文·金返回中国后生了一场大病，在住院恢复期间，他着手翻译了《离婚》。开始的时候，翻译工作似乎进行得还顺利，他好像也很为舒先生着想，但后来，使舒先生十分不安的是，他发现伊文·金的译文有许多重要方面大大偏离了原著，结尾则和原著完全不同。事实上，他对伊文·金在翻译《骆驼祥子》时擅自进行改动本来就十分不满。因此，当他发现伊文·金又故伎重演时，他感到无法容忍这件事，并且拒绝承认伊文·金的工作。伊文·金先生变得极为粗暴，他告诉舒先生他（伊文·金）有权获得全部版权收入。他还说，照他看来，要不是他在翻译过程中对原著做了进一步完善，舒先生的著作根本一文不值。他还通过律师恫吓过舒先生。……
沃尔什夫人的亲笔信为我们研究老舍的心态和处境提供了一个特殊视角。如果往下读《老舍自传》，还会有更重要的收获：我们发现，他1948年4月6日到1949年9月12日间致代理人劳埃得及友人高志毅、楼适夷的信，几乎全与“翻译”、“与译者商讨稿酬”和“电影拍摄”的事有关，国内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似乎对这一切毫无影响。例如，他原打算就给《四世同堂》译者浦爱德小姐“百分之十五的分成比例”，但当对方坚持“百分之二十五的分成”时，便做了让步；又例如，为打赢与伊文·金的“奥林匹克赛”，出一口恶气，他安排郭小姐出任《离婚》的翻译，并为终于赢得保护原著版权的法律协议而兴奋不已；他还在文中盛赞雅斗这座各国作家写作的天堂，称赞它“园内有松林、小湖、玫瑰圃、楼馆，与散在松荫下的单间书房”的幽雅环境，以及“下午四点，工作停止，客人们才到一处，或打球，或散步，或划船”的闲散和优越的生活。多年前，他就坦然声称道：“我自幼贫穷，做事又很早，我的理想永远不和目前的事实相距很远。”由此，我们可以理出一条大致的线索：假如不是签证到期、周恩来这时盛情相邀，老舍说不定还会像这样漫游下去。因为尽管他时常抱怨美国“不太舒服”，但他毕竟在生活上是个现实主义者，理想永远不和目前的事实“相距很远”；更何况国内的战乱刚刚结束，谁知道是否还有雅斗这样好的写作环境？老舍毕竟是老舍，没有郭沫若、茅盾那种自觉的党派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他只是一个自由主义作家，一个比较纯粹的写家而已。因此，像大多数中国自由主义作家一样，他这时对精神自由尚朦胧地抱着不切实际的奢望，虽然他的观望中，未必就没有一般知识分子对“革命后”的隐忧。
巴金也是一个对政治缺乏敏感的书生。1948至1949年初，当国、共两党交火的炮声已经震耳欲聋，他依然在唱着他那“诅咒旧时代”的老调，埋头而尽心尽职地做他的文艺杂志编辑。因此，他关注的社会现实是：“小孩子在哭，中年的主妇在跟卖西瓜的人高声论价，一个女性的带病的声音在乞讨残饭，一个老年人在咳嗽吐痰”；影响他此时思想判断的是“寒夜”式的眼光：“今天天气的确冷得可怕，我左手边摊开的一张《大公报》上就有着‘全天在零度以下，两天来收路尸一百多具’的标题”；巴金精神世界的主旋律，仍然是俄国革命党人和法国民主知识分子反抗王权与争取个性自由的思想传统，“谁都知道主要的斗争是为了‘权力’，‘权利’和‘阶级’的利益。”他甚至宣称：“一部法国革命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争取自由的历史。”而绝没想到，即将到来的大革命与他期待的大革命，到底有什么相似之处。1948年前后的上海，为读者摄下的是巴金全身心投入杂志编辑和校对工作时的身影。他留在历史键盘上的声音，也是巴金所独有的，带有巴金式的姿态和气味：1948年4月29日，他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说：“现在上海很少有书店愿意接印新稿（要是长篇，赵家璧还肯接印），唯一原因是排印新书，难有赚钱希望。肯出适当价钱买版税的，可说是没有。”5月5日，在致沙汀的信中说：“您问起去年二月以后您的版税结过没有，这事情我已打电话到书店去查问过了。据说您的书已早售完，去年二月的版税是旧版书的最后一次版税。《淘金记》、《还乡记》都是去年年底重印的。书店会计部另有回信寄给您。”7月25日，致信范泉说：“收据寄上，请查收。原稿收到，谢谢。要是方便，请您再寄一本刊载《惩戒室》的那期《文艺春秋》。”8月14日，在信中告知敬之：“版税这期有四十多万，已嘱书店通知重庆分店转汇。”10月26日，又告诉敬之；“我已与会计科讲好，预支版税五十万元，由渝转来，今天同时寄一信给济生，请他照办。”12月21日，对来约稿的《文艺春秋》杂志主编范泉“诉苦”道：“近日仍忙着看校样，新春随笔之类无法写，请原谅。稿费当于见面时奉还。”12月29日，接着告知敬之：“版税已嘱书店早汇，大概仍由重庆分店划付，不过书店办事难免不拖几天”；再查巴金1949年6月至8月的书信，向人告知的也多是编辑、写作与人事方面的苦恼。如6月10日致作家田一文书：“我一直忙，《安娜》也有几十页待OK。房子问题弄得我头痛。我实在无法写信给你。”又如8月29日致友人书：“我去北平前几天朗西夫妇约了几个朋友跟我吵，要我交出文生社，我答应回沪后办交代。现在是康嗣群做总经理，朱洗做董事长。我无权请你回来了。”……“敬之”是作家沙汀在四川安县家乡隐居时的化名，他当时用岳母黄敬之的名字与人通信，包括向巴金催要版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