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6期
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的文化观察
作者：程光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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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巴金一生的思想追求，上述文字难免给人世俗的、然而也非常真实的印象。全中国那场决定着民族生死命运和前途的战争，对巴金好像没有太大的影响。当上海已经“城破”，浓厚、刺鼻的硝烟还在街道上弥漫时，他关心的却是文学作品的出版问题，是版税、写稿、人事纠纷和其他一些看似琐碎的编辑业务。不过，它们却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1948年前后的巴金，仍然是一个视文学如生命的作家。事实上，巴金一生都是以一个勤奋的作家和态度诚恳、负责的编辑的形象，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厚厚的大书中的。这是他给自己、也是历史给予他的定位——只不过在1950至1970年代暂时偏离了一段时间而已。当然这是后话。我们关心的仍是：巴金这时的真实心态和处境，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他是怎样安排与筹划自己的文化命运的。而这种安排与筹划，他对现实所采取的应对态度，对一代作家未来的命运究竟会意味着什么？巴金当时是自觉地投入大革命的怀抱，真心诚意地选择了历史的吗？如果不是，那它又显示了怎样一种思想命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去思考和研究。让我们再把镜头摇回到1948年。需要指出的是，他毕竟不是一个悲观的宿命论者，“早给千百万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巴金，他才四十五岁。如果人生以百年计，无疑这是他一生中最佳的年龄。”而且与鲁迅、郭沫若和茅盾等人相比，巴金为人和作文都要单纯得多。解放军进入市区之前，有人劝他移居海外。但当年5月的某天，一位不速之客的突然到来，无意中却调整了巴金稍感不安的心灵的天平：“有个戴着眼镜穿着解放军制服的中年瘦个子来霞飞坊五十九号，他径自跑到楼上巴金家中，用双手紧握住巴金的手不放。原来他不是别人，正是巴金在一九三四年认识的在鲁迅身边工作过的黄源。”黄源抗战中参加新四军，他现在的身份是上海军管会文艺处的负责人。如果说巴金对经过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山沟里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还比较陌生的话，那么他却非常熟悉老朋友黄源。在某种意义上，黄源对于巴金就是1948年的中国共产党人，他是一个既具体、又亲切可信的存在。他就是一个无形的资信。正如鲁迅是通过瞿秋白、冯雪峰、胡风等左翼文人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一样，巴金也通过文坛老友黄源认识了一个新时代。翻读巴金这一时期的文章，这一渐渐形成的信任感，给人留下了十分触目的印象。在《一封未寄的信中》，他第一次称那些党员作家为“朋友”，他说：“我称你们做朋友，你们也许不认识我”，“虽然我叫不出你们每个人的名字”，“可是站在你们旁边，我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他学会了用这样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感情：“我从中国的上海来。上海，这个国际闻名的城市，有人称它是罪恶的城市，有人称它是冒险家的乐园”，“在这里小孩挨饿，妇女受辱”，“劳动力毫无原因地被浪费，被糟蹋。这就是帝国主义一百年来的成就。”他甚至还劝老友与人谈谈自己的“思想问题”。显然，从一个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作家和编辑到这么一个转变，是快了一点，中间几乎没有什么过渡和铺垫。像他笔下的觉慧一样，巴金胸无城府，心灵有如蓝天一般透明；又像他的没有审视距离、也不懂得叙述游戏的小说，他的爱和恨，对人都不设防。
在《〈雷雨〉序》中，曹禺曾这样分析自己：
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在人前我有时也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地来苦恼着自己，这些年我不晓得“宁静”是什么，我不明了我自己，我没有希腊人所宝贵的智慧——“自知”。
这段话，是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个剧本的注脚，但不妨说也是他对自己内心世界的真率剖析。在熟悉曹禺的人眼里，“胆小怕事”和“惶惶不安”其实是他性格中的一个侧面，其中，还夹杂着某种“自卑感”，和“自暴自弃的思想”。然而作为现代话剧的大师，曹禺又是舞台上的强者，是左右并安排他人物命运的艺术主宰。戏剧与生活，是曹禺必须面对、却是两重完全不同的世界——也就是说，在戏剧中他永远是“主动”的、出击的，而在生活面前却总是被动的，恰如他自己所说：“我不明了我自己”。
大概是因为这种被动性，1947年初，刚从美国返回、应邀任上海实验戏剧学校教授和上海文华影业公司编导不久的曹禺，就受到了旧日学生兼秘密地下党员刘厚生、方倌生和任耀德的“包围”：“他们关心着他们所敬爱的老师，这一方面是师生的情谊，同时，也是接受了党组织交给他们的任务。”由于抗战时期在重庆时就与南开中学校友周恩来相识，他对共产党并无恶感；由于目睹国民党那些接收大员以接收之名大发横财的种种劣迹，出于知识分子当时那种普遍的义愤，他甚至还接受了学生们两周一次在育才中学参加政治学习的建议，读的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其它革命书刊。正如他在回答为什么执导电影《艳阳天》的问题时所说：“中国人有一副对联，叫做‘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横额：‘莫管闲事’。这，我认为不对。我们必须明辨是非，必须恳切做事，不怕麻烦，不怕招冤。”但从《艳阳天》的导演意图和剧情看，曹禺在艺术世界中又是相当自觉和清醒的：主人公阴兆时是一个明辨是非且敢于为弱者打抱不平的律师。魏卓平所办的孤儿院因为靠近码头，而且比较偏僻，被当过汉奸的巨商金焕吾看中，并强行收买做了秘密仓库。阴兆时明知金焕吾有钱有势，但不畏强暴，挺身而出，起而为魏卓平辩护。因魏卓平已被迫在契约上签字，事情已无法挽回。不久金焕吾因囤积居奇被人揭发，秘密仓库遭到查封。他迁怒于阴兆时，指使恶人在阴四十寿辰当天殴打了他并在其家中大砸一通。最后，经阴兆时激烈抗争，法庭判决金焕吾犯汉奸罪，孤儿院房产也完璧归还。剧情一波三折、波涛汹涌，由于有著名电影演员石挥（饰阴兆时）、李健吾（饰金焕吾）、崔超明（饰杨大）、石羽（饰魏卓平）等“加盟”，影片打出“好人没有活路”的鲜明主题，电影一开演即在国统区各大小城市引起了轰动。
影片上映已是1948年的春天，这是曹禺对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头的特殊献礼。“我不明了我自己”，但又希望在时代的抉择中有所行动，这种矛盾与期待相掺杂的行为模式，不是曹禺一个人，也是他所属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1948年前后的真实写照。在分析老舍思想的矛盾时，有人曾指出：“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对国民党失望，同时渴望共产主义的那种自由才去投身革命，他渴望着一种个人精神自由也才去参与共产主义运动。”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曹禺每到晚上偷偷收听解放区的广播，对战场上的胜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为此，他还与老同学和朋友孙浩然做过一次严肃的长谈。据孙浩然追忆，“他说，他经过多年的探索，逐渐明确了一条道路，那就是共产党才真正是为人民的，他要走这样一条为人民的道路。他说：‘我要走了！’希望我留下来，等待全国解放的到来。他谈得很深，也很严肃，他同地下党的关系，主要是由金山负责联系的，他去香港的票，也是金山为他搞到的。”然而，在根本的意义上，无论是戏里戏外也好，被动与主动也罢，决定着曹禺去留的，很大程度上还是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正义感、道义感。如前所述，1948年的蒋家王朝早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由于全面地贪污腐败、连年征战不止，它不光在广大知识分子心目中，更在广大民众心目中失去了最后一道光环，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受到了普遍的质疑与颠覆。“道”与“势”尽管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中经常处于激烈的冲突之中，但知识分子以“道”自重依然是历史上一种普遍的现象，曹禺自然也不例外。知识分子之所以受到尊重，基本上是由于他们代表了“道”，而政治权威多少都要具备某种合法性（或曰“合道性”），“合道”可以说是古今中外一切政权都必须遵守的通则。也许正因为如此，1940年代末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持“道”来批评政治的，他们把“弘道”的担子完全放到了自己肩上——曹禺的思想行为应该说就是这一伟大传统的真实体现。1948年前后，在历史最后谢幕之前，曹禺的黄泛区之行，是其中一个耐人寻味的插曲：应当时救济总署之邀，他与著名电影导演张骏祥乘飞机视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黄泛区，对当地老百姓濒于生存极限的生活状况十分惊讶。出于义愤，曹禺对同行的美国救济分署官员当面予以了谴责，原因就是后者用粮食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显然，曹禺对国民党政权的遗弃，是一种“道义”上的遗弃，而不像郭沫若、茅盾那样是政治上的遗弃。这一点，决定了他与郭、茅不同的思想出发点，也预示了与后者虽然殊途同归然而却稍有差异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