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6期
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的文化观察
作者：程光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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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民族的大乱或大治之际，中国的知识者早就形成了自己所独有的“南渡”、“北迁”的传统。随着女真贵族的入侵，北宋灭亡，大批慷慨激昂的中原志士仁人南渡长江。他们面对惨痛的现实，无力回天而且性命难保，只能委婉隐晦地表达压抑的愤恨与家国之思、黍离之悲，在悲愤慷慨之外，又形成了悲哀沉痛的主调。明代即亡，顾炎武、黄宗羲等士人或蓄发明志，一直潜踪息影，辗转于太湖沿岸，晚年终于北游，决心“笃志经史”，或是与义师纷起，挺而抗争。他们以衔木填海的精卫自况，发出了“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的呐喊。诚如有人评价的：“晚明的经世思潮，是一个旨在挽救社会危机的学术潮流，它具有日趋鲜明的救世色彩。因而一时学术界中人，无论所治何学，救世都成了一个共同的论题。”1940年代末现代中国文人集团的分化与重新组合，同样出自上述的大背景之中。他们虽然政见不同、心态各异，但身上浓厚的救世色彩却是无可非议和不能否定的。“南渡”或“北迁”都是一种寻找，一种对人生价值的浮士德式的大胆探寻，其中所包含的巨大的精神意义，值得今天的人们特别地珍惜与讨论。我们注意到，晚年的胡适、郭沫若、茅盾和巴金有一种共同回到五四的思想倾向，他们似乎开始由各自的歧路回复最初的思想起点，而这一起点正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根本理据。据唐德刚的《胡适杂忆》，“骨子里他同周作人一样厌恶古老中国的‘非人文学’”，认为“《红楼梦》、《水浒传》所刻画的中国社会都是极不人道的”，因此坚持标榜个性解放与个性自由的精神。1973年前后，茅盾以旧诗词针砭现实，坦率地流露了对“文革”的不满。而他的诸如《读〈稼轩集〉》中“浮沉湖海词千首，老去牢骚岂偶然”的句子，起源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救世传统，在这里参照的却是五四时代的批判精神。巴金晚年以五卷本厚重的《随想录》而名世，公然宣称：它“不是我个人的私有物”，而是一座鲜血淋漓的“‘文革’的‘博物馆’”。由此可见，尽管他们经历了时代的乱离和个人的戏剧性剧变，却始终未离救世与坚持批判精神这条思想的主线，而对个性自由思想的极力维护和张扬，恰恰说明了他们仍然是五四中人，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传统中人。在此意义上回到“北上”的话题，我们不由得对当年的郭沫若、茅盾和曹禺表现出一种少有的理解，同时我们更愿意把其中所隐含的沉重而深远的话题，奉献给今天年轻的读者。
程光炜，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艾青传》、《中国现代文学史》、《雨中听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