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6期
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的文化观察
作者：程光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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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华民族来说，“1948”堪称是一个有特殊历史记忆的符号。1948年元旦上午，蒋介石亲率文武百官拜谒中山陵墓，他在《对全国国民广播词》中声称：“我们当前剿匪的军事就是救民与害民的战争”，是“自由对奴役的战争，光明对黑暗的战争”。但就在一年之后，他被迫宣布下野，露出气数将尽的颓败之象。恰好在这一天，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同时播发和发表了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中共中央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以他极具个性色彩的话语方式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终结：“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不是毛泽东本人想当然的预言。因为谁都明白，国、共两党经过二十多年的生死厮杀，中国历史的天平开始向着中国共产党一方大幅度地倾斜。1948年，是国民党全面腐败和最不得人心的一年，连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对其发出了愤怒指责，表达了彻底的唾弃。储安平在发表在《观察》上的《中国的政局》中指出：“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一批人，没有对南京政权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行为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出于这种失望，这一时期大中城市被社会现状所激怒的学生运动，也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1947年10月29日，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害，浙大校长竺可桢在现场“睹此惨状，立即晕了过去，注射强心针后，始能起来，立即严词质询”；1948年1月29日，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大夏大学等校徒手请愿的学生，在上海美其路遭到镇压；当年6月9日，北大、清华、燕京、南开、中法学生为援助上海学运，发起总罢课；几乎同时，昆明三万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美扶日大游行；8月19日，南京各大报纸披露了首都高等特种刑事法庭传讯和拘捕的“匪谍分子名单”，其中学生竟有一百六十三名……在现代中国近百年的空间中，上述现象不单意味着国民党政权政治上的死刑，而且更证实了毛泽东对转折的非凡预见。1948，在这里实际超出了纪年的含义——因为，它向人们推出了抛弃与选择的深刻文化命题。是的，在此大时代背景中，谁又能够真正超然物外，而不作出自己的“抉择”呢？
公开的表态
1948年元旦，流寓香港的郭沫若、茅盾在华北和东北大地传来的隆隆炮声中迎来了这非同寻常的一年。《大公报》、《华商报》等报刊对时局的报道，为我们勾画了两位作家当时真实的生存环境。1月8日，《大公报》在第二版以“平保线临决战阶段”、“保定西郊北郊激战进行”为题，传达了空前激烈的前线战况；2月1日，该报告传出“关外战事向锦州逼近”的紧张消息；又据《华商报》1月10日消息，国民党精锐之师“新五军两师覆没”，“蒋介石将飞沈召开会议”；3月7日，该报又传“上海米价奔腾不已 跃升一二六零万”的惊人新闻；5月6日，继而报道：“豫西南全线大战蒋军连失两城”。这些迹象表明，解放军在战场上已经完全占据了主动，国民党军队的全面失败指日可待。此时，民盟、民革、民主促进会、农工民主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人民救国会等反对国民党的政治势力纷纷云集香港，他们大量发表痛斥国民党、赞成共产党的言论，明白无误地从道义上和政治上抛弃了国民党。
民主党派在香港这个中国的政治集团一时难以控制的弹丸之地，聚集成声势浩大的反蒋统一战线。而郭沫若、茅盾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被普通人看作民主人士的郭、茅二人，应该是中国共产党早年的参加者和忠实追随者；然而，在中国共产党人眼里，他们却往往被看作可以倚重的民主人士。如果说，报刊营造了人们生存的政治生态，那么它们同时也可以披露出郭、茅二人敏感而微妙的双重身份——他们参加的绝不只是民主党派的反蒋大合唱。历史之所以有意味就在它有巧合——在中共香港文委控制下的《华商报》、《大众文艺丛刊》上，郭沫若、茅盾开始发表诸多日益激进的文章，他们在彻底斩断与国民党的关系并抛弃了后者的同时，宣布了对共产党的公开拥戴和忠诚。茅盾在该报著文《祝福所有站在人民这一边的！》，他兴奋地预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有在本年内完成的希望了”，为此他号召说，“革命事业，这次必须一气完成，我们要有决心。革命事业如果为了缺乏决心而不能在我们这一代彻底完成”，“那么，我们将是历史的罪人。”1月8日，郭沫若在一篇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上海》的文章中宣称：“住在上海，也就和十年前住在日本一样，一切自由都被剥夺了。我只卑鄙地在那儿呼吸着血腥的空气”，“因此，我感觉着：我多留在上海一天，便对中国人民多犯了一天的罪。”在那个非常的时代，罪人的所指不仅是一种精明兼而谨慎的政治心态，它更像是一个形象的心灵表白。《华商报》的读者范围在华南一带，但细心的读者当会发现，它的作者们其实是写给远在西柏坡的读者看的。因为，就连宣称是中国“第三条道路”的众民主党派也一边倒了，在纵横交错而又无比复杂的政治游戏中，又为什么不允许我们的作家作出明智的选择呢？
1948年的香港文坛，“表态”的另一姿态是“大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本年度姑且可称作香港文学的“大批判年”。有趣的是，郭沫若没有像邵荃麟、乔冠华、胡绳、林默涵把批判锋芒指向同属左翼文艺阵营的胡风等人，而是指向了自由主义文人。据萧乾夫人文洁若说，郭沫若在批判中连带到萧乾是因为他1947年《大公报》一篇抨击“称公称老”的社论而引起的，“四个字恨上一辈子”。但联系激进主义文艺思潮与自由主义文艺思潮的传统积怨，它显然又不是一桩简单的文坛笔墨，却与1940年代末知识分子阵营的大抉择有着更深广的联系。在《斥反动文艺》中，郭沫若开门见山地指出：
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非常鲜明。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
他首创出几个形象性的形容词：红、黄、蓝、白、黑。红、黄色是指沈从文，蓝色指朱光潜，黑色指萧乾，犀利而尖刻地为他们画了像。他说：“什么是黑？人们在这一色下最好请想到鸦片，而我想举以为代表的，便是《大公报》的萧乾。”“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如沈从文的《摘星录》、《看云录》”，“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势力而活动着。”而所谓朱光潜的蓝，是因为“人们在这一色下边应该想到著名的蓝衣社之蓝，国民党的党旗也是蓝色的”。在严重而峻急的政治形势下，尤其是个人与命运之关系犹如以卵击石的背景中，郭沫若的现实比喻绝非是一时戏言，他的批判可以说是既格外逼真，又扣人心弦。谁都知道，在历史关头，它发挥的是一石两鸟的作用。也许正因为如此，有人敏锐地发现，郭沫若这篇檄文才会“写得如此激烈”。这一动机，就连外国学者也洞若观火，认为那绝非一般的意气之争，而是在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肃清“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为新的时代清理障碍。
“表态”当然还会有另外的表现，例如“歌颂”解放区文学。与郭沫若、茅盾俩人在各种庆祝、团拜场合频频出场恰成同趣的，是他们对歌剧《白毛女》、小说《小二黑结婚》的高度赞扬。1948年5月至11月，随着共产党军队在战场上明显占据主动，香港左翼文艺界兴起了“白毛女热”和“小二黑热”。5月25日至27日，《华商报》连续推出刘尊棋和欧阳予倩的文章《〈白毛女〉在解放区》、《祝〈白毛女〉上演成功》。当月29日至6月9日，由建国剧艺社、中原剧艺社和新音乐社联袂的歌剧《白毛女》在九龙普庆戏院联合公演，一时盛况空前。看过演出的郭沫若当即指出：“《白毛女》这个剧本的产生和演出”，“标志着悲剧的解放。这是人民解放胜利的凯歌或凯歌的前奏曲。”他特别提醒人们，“单是欣赏故事的动人或旋律的动人，是不够的。故事固然动人，但我们要从这动人的故事中看出时代的象征。旋律固然是动人，但我们要从这动人的旋律中听取革命的步伐。”茅盾则鲜明地使用了《赞颂〈白毛女〉》这种政治意味浓厚的标题。在文章中，他一反常态地运用了三个排比句，称赞说：“《白毛女》是歌颂了农民大翻身的中国第一部歌剧。这是从一个十七岁佃农女儿的身世表现出广大的佃农阶层的冤仇及其最后的翻身。这是从一个地主的淫威表现了封建剥削阶级的反动，无人性，及其蹂躏人民，出卖祖国的滔天罪行。”另外，作者还对怀疑《白毛女》不是中国歌剧的说法进行了辩解。对小说《小二黑结婚》的现实意义，郭沫若进行了有意识的扩展。他表示，“故事虽出在北方，但中国的封建社会，无分南北，都是一样。我们倒希望南方的无数小芹，与小二黑都得凭集体的力量来获得人生的自由，欣欣向荣的永远的春天。”在《新社会的新社会人物》一文中，茅盾不单指出了小二黑不同于五四以来文学形象的时代意义，还把这种新的美学原则、创作模式作为新的事物来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