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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判的歧途和潜能
作者：耿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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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托尔斯泰、巴金的小说描述了一个压抑社会里的人的痛苦：这个社会表现为理念杀人，某种传统观念的桎梏与压迫性，某些理念表现为一种可怕的暴力，伴随着社会与家庭的暴戾，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中的贫苦、暴力与压迫，那么索尔·贝娄的作品表现的是这个世界的背面：从各方面看这都是一个“解放”过了头的社会。人们不再为贫困、暴力、传统观念的专制而受苦，而是欲望满足后的精神贫乏，性欲满足后的心灵空虚，人们饱尝新的磨难。贝娄的描述是，更多的人不是贫困而死，欲望不能满足而死，更多的人是忧伤而死：“更多的是死于心碎”。人们也许仍然有理由更多地关心传统的苦难形式，关心暴政、战争或者环境污染，但与“更多的是死于心碎”这个无情的事实相比，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反对“心碎”，反对孤独与冷漠。大街上也见不到反对心碎的游行示威和标语口号，议会和法庭上也不会有关于这个个人感情问题的辩论。这些是被现代世界的合理化进程所遮蔽的事实。反抗合理化后果的行为本身似乎也只能纳入理性活动的范畴。在某种意义上，索尔·贝娄是对业已实现了启蒙理想的“非压抑的乌托邦”的继续启蒙。
肉体乌托邦或对理性化的报复
现代文学的另一个推动力似乎是在对合理化过程进行报复，文学和艺术理论经常为那些被现代化或合理化过程所排斥的需要进行辩护。资本社会里的文学如同一份对资本主义的起诉书。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学与理论经历了某种程度的观念与感受性的激进化，文学艺术变成了官僚化过程或合理化过程所排斥的存在物的庇护所。用文学和艺术的形式保留了自然、自然的生活、自然的幸福观、相互承认和价值理性等等在现实中已经似乎是梦幻般的希望。文学成了被合理化进程所抛弃的不能用工具理性所计算的一切事物的避难地。
在当代思想家中间，在被广泛征引的福柯、德雷兹、布朗肖等法国作家的作品中，其主题更多地回到了萨德。在法国大革命的众多图景中，有一幅“想象的萨德肖像”意味深长。萨德站在巴士底狱城堡上的女墙内，向巴黎民众发表充满革命热情的演讲，警告他们对罪犯的大屠杀（总共七人）即将来临，人民应该奋起反抗。而萨德是一个色情小说的作者，同时也是一个被判性犯罪者，是社会伦理规范的越轨者。革命自然是社会规范的破坏。从外部观察的社会革命，从内部看来表现为人的解放。而人的欲望就像是人的自然权利。因此，社会革命既表现为一种社会伦理的变革，它包含着社会正义等理念，现代社会革命又持续地表现为人的世俗欲望的合法化。由于道德越轨或“色欲越界”的冲动，欲望的自然权力所标记的自然法，反过来构成了对成文法所代表的社会伦理的挑战。虽然看来（即使在今天）一个地道的性犯罪者，在监狱中所呼唤的革命，是一幅具有反讽意味的图景。然而，在大革命的遗产中，没有哪一个人物具有“萨德肖像”这样具有启蒙的意义。对于此后的超现实主义思想和运动来说，萨德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图腾意义的人物。他被视为“完全而绝对的自由”的象征。他的曾经被认为是变态的生活方式蕴涵着现代社会的复杂寓意，他的作品被理解为对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的最热情的辩护辞。
解放的要求曾经从社会观念下移到内心领域：安娜和包法利夫人要求情感的自由解放。而萨德的人物要求的与其说是性的自由，不如说是人体器官的平等。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论域。福柯等人在人的自然欲望或自然权力遇到社会伦理界限的地方开始了“色欲越界”，甚至进行了身体力行的、危及自身的生活试验。一方面看，这是非理性的领域，从另一方面看，这种暧昧的探索仍然属于认识论的范畴：色欲越界是为了“认识你自己”，仍然是在试图回答“人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在认识论意义上令人兴奋，然而在回应公民社会的基本问题时让人不安的境域——萨德把人们带到了启蒙运动的“否定的辩证法”面前：无限的革命热情转变为不受任何约束的无法无天的时刻：绝对自由转变为绝对恐怖的时刻。
文学如同成长于资产阶级家庭中的浪子，伴随着文学浪漫主义，放荡不羁的生活观把资产阶级的古典美学理想变成了反对资本主义呆板的理性主义的行为。布朗肖写道：“目下正是这一至高无上的权力在监护着艺术。艺术就是这种不愿干预尘世的主观激情。现在世人崇尚的是目的、分寸、严肃、秩序，是科学、技术、国家，是价值的意义与可靠性，是真与善的理想。艺术则‘适得其反’：无目的、无分寸、轻浮、无知、邪恶、荒诞，这广大的领域都属于艺术。——它标示出‘主体’的主权。”（布朗肖《艺术的前途及问题》，见周宪等编《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第35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比理性主义的我思更深邃的心灵也有自己的逻辑，它与理性并非毫无关系，因为它可以成为理性的本原。这也是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中的主题之一：假如进步只是等同于合理性概念，那么启蒙的计划只是在失真的和片面的意义上得到了实现。主体性的感官或自然实体，作为欲望和肉身本能之中介的主体，是同样重要的。
政治美学化的不幸
正因为文学性是一种乌托邦的批判力量，从马克思到当代社会批判理论，都把文学作为一种理想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作为批判的武器的武库。即使在对文学性的指责中也暗含着对文学性的正义能力或“希望原则”的期待。文学性中包含着启蒙的理想、社会空想的激情和批判的潜能。文学性被塑造成变革社会的政治力量。
然而，除了文学和美学领域里对合理化的反叛，任何政治领域内的对现代性的社会组织原则的批判，对工具理性和形式理性主义的颠覆都带来一场人类规模的灾难。政治上的反叛几乎是一个歧途。“坚定的纳粹”施密特的政治哲学正是反对合理性反对工具理性的激进主义的产物。（参阅里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第4章，张国清译，商务印书馆，2000）在某个给定的情景下将总是存在着某种无法还原的特殊性，它公然蔑视一般原则，对施密特来说，“具体漠视”因素表现了一种基调：纯粹生活的因素对立于法律的形式主义。施密特对高于和对立于常规的例外的兴趣必然导致他明确地贬低合法性的常规条件，而相应地抬高“非常时期的特别权力”。“例外摧毁了理性主义图式的统一和秩序”，决定权依赖于高于人类推理的“特称判断力”的某个洞见之上，即类似于绝对主义时代的神圣帝王。在具体生活面前，原则代表的仅仅是“概念”的统治，代表着“抽象的”、“平凡的”事物的盛行，而与任何伟大和崇高的事物无缘。“简要地说，某种具体生活的哲学不应该从例外和特例中撤退，而应该对它表示最大的兴趣”。这是一条美学原理？不幸的是它表达了文学化的政治或审美化的政治。从政治存在主义的立场看，规则仍然纠缠于日常琐事之中，它对伟大的事物一无所知，而只是促进了作为现代民主社会之特性的平庸的流行。里查德·沃林评述说，隐藏在批判背后的动机并非是毫无根据的，对于揭露物化的资本主义世界麻木不仁的工具理性主义是不可缺少的。这些罗曼蒂克的反资本主义的主旨，既有其左的方式，也有右的变种。在施密特那里，对被工具理性、规范和秩序所排斥的例外的强调，使他蜕变为克里奇马式专制统治的鼓吹者。
施密特的政治哲学是一种世俗化了的神学概念，他把某个强有力的个人因素重新引入现代政治学，那个个人因素已经随着政治绝对主义的衰落而被抛弃。在施密特那里，“个人”是一个克里奇马式的君主，“例外”在现代政治中起着类似于奇迹在宗教中的作用。这种政治神学实践把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民“转化成例外状态之充满政治活力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