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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判的歧途和潜能
作者：耿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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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学领域，哈贝马斯表达过类似的见解：审美经验只有在日常惯例和行为规范被打破时才有可能实现，在正常状态和确定之物受到怀疑的时刻才会发生。尽管韦伯也悲伤地预见到理性的统治（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所造就的没有心灵的经济人，以及“理性化的二律背反”：我们驾御自然和社会的工具性能力，即工具理性的增长是以“自由的丧失”和“意义的丧失”为代价的。韦伯也谈到了某种将人们结合在一起的“先知灵气”的消失，尽管如此，在谈到“世界宗教”的衰落时，他仍然注意到，那种非理性的先知灵气，是人类狂热、偏执和集体倒退的根源。应该说，如果施密特的理论不是关于法哲学和政治理论，而是文学理论和美学思想的话，他对现代社会的批评就包含更多的真理性。他的“具体生活”的概念、“例外”的瞬间力量和对“个人主义因素”以及“个人的魅力”的强调，如果是一种美学理念的话，就不会变成支持恐怖独裁政治的纳粹哲学了。施密特的美学化的法哲学和美学化了的政治哲学，揭示了纳粹主义和独裁统治的迷惑人心的文学化本质。
现代社会里，各种不同的社会理想主义制度有一个近似之处，那就是它们都比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更多的文学性或文艺性。就各个理想主义政权来说，无论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还是二十世纪的革命政权，新政权的运动甚至是日常形式，都常常与各种各样的文艺活动有关：作为各种庆祝与纪念仪式、文化节日、甚至残酷的群众运动，都伴随着庆典活动与文艺活动的联姻。作为新政权的一个部门的文化或文艺宣传活动及其机构，更不用说文化革命期间的全民性的唱革命歌曲、跳忠字舞、遍及社会底层的文艺宣传队。即使在转型后的社会里也仍然有它们各种各样的替代形式的遗风。它们都已经直接成为政治活动，一种看似审美化了的政治活动。政府管文艺、管小说，管一部电影、一个戏的演出与摄制。最高领袖时常围绕一部戏剧、一个电影、一部小说掀起全国性的学习或批判等等，都把文学性活动、把文学自身提高到一个十分敏感的斗争的前沿领域。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权把文学性活动、把文学这种表达媒介提高到如此地位。人民最为崇拜的是领袖的书法艺术和诗歌天才。全民性的写诗，以表达他们的日益高涨的革命热情与对领袖的无限忠诚。文学性或文艺性活动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成为传播与渗透的组织形式。宣传性的意识形态尽力从文艺中榨取审美经验的剩余价值，用以为合法性不足的权力复魅。审美化了的政治学把它的极度威胁隐藏在文学性的狂欢节般的生存感受里。这些问题提醒我们，政治上的反理性主义，和文学上的非理性主义能够走多远，还留在真理的视野内，以及它们自身的合理性的限度内。
美学的剩余价值
资本主义对文学性的吸收，则主要是二十世纪后期日益明显的迹象。无论是批判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时期的文学，都倡导了一种审美主体性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批评距离与意识的张力。这一张力形成和保持了艺术与生活、主体与对象的区分。在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理念中，这种遗世独立的、自主的审美主体与作品已经解体。现代主义美学经验的样式与水平暗示着一个潜在的、意想不到的应用价值。商业社会剔除了现代主义美学经验中的批判性，剔除了其中的世俗启迪，使其转化为一种非批评性的美学趣味。现代主义的美学经验似乎已经被商业社会“民主化”，它意味着“一种关于破裂、中断、生疏和祛魅的美学”，批判理论曾经赋予真正的艺术作品以意识形态批判功能的那种美学经验和审美感知力，已经被降低到了普通现代工艺的水平。审美启示不仅是文学家的事情，而是日常生活的一般现象。或者可以说，现代主义的美学理想已经变成了日常的现实经验，变成了一般工艺水平和工艺要求的美学经验，通过融入“个人生活史”的背景中，艺术属于商业社会中的日常生活实践。就此而言，现代艺术隐藏着的某种乌托邦，在改变世界的历史意义上失败了，然而在改变生活的意义上变成了现实。现代艺术的历史乌托邦主义的破灭，引发了现代艺术与生活乌托邦主义的结合。
这意味着主体性的表现体系的结束。按照让·鲍德里亚在一次电视访谈中的说法，“现成品”标志着“主观性的暂停”：“艺术行为只剩下将物体照搬成艺术品；而艺术则成了一种近乎魔术般的举动。平淡无奇的物体被移到美学中，整个世界成了‘现成品’——世上所有的平常之物进入了美学世界，反过来，所有美学的东西则变得平凡无奇了。在平凡与美的两个世界中，发生了更替，从而结束了传统意义上的美学。在我看来，整个世界成了美的世界也就有点意味着艺术与美学的结束，所有由此产生的——包括过去艺术形式的再现——都属‘现成品’。”立志改变世界的美学前景没有出现，所发生的是以普及化的美学形式或工艺水平的“按美的规律造型”所塑造的生活景观，这是鲍德里亚所说的最后出现了一个世界性的“迪斯尼化”，以迪斯尼乐园来取代世界。
主观个体的表现主义的表现结构解体了。世界是一个现成品。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空间移动物体来保持对艺术的幻想。艺术地模仿世界变成了复制事物的技术手段。无论是从增加着的大众媒体，还是从个人所拥有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便宜的复制与再现生活世界的工具与手段来看，艺术模仿世界的行为已经通过技术手段普及到社会和个人社会之中，同时这些意味着艺术的终结。对世界的模仿不再企图揭示或解释真实世界，也不再表达主体与世界之间的持续的紧张关系。如同鲍德里亚所说，模拟物是与现实所进行的游戏，这是的的确确地按照世界的原样将它“迪斯尼化”，即将它封存起来。对世界的模仿塑造了一个“模拟的现实”，人们可以进入其中。这就是通过各种复制手段、通过各种图像和影像所提供给人们的模拟世界。艺术现在不过是新的材料、新的技术手段加上各种现成的或已有的形式与风格的混合物。它们最终所再现的是艺术的某种残余物、审美经验的剩余价值。对于市场而言，这种美学剩余价值式的艺术正在蒸蒸日上。一切都是为着美学价值直接地转变为市场价值。
然而艺术以新技术的形式混迹于日常生活的现象领域，模仿力量变成一个模拟的现实或数字化生存所说的虚拟现实对现实的取代，绝对地抹去自然与艺术、艺术与生活、高级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区分，并不一定是一个无可怀疑的进步。文学艺术的批判能量被过滤掉了，它的乌托邦精神被中和与稀释为私人的幸福生活幻影。正如阿多尔诺所批评的，艺术过早地融合于生活实践具有特殊的危险与欺骗性。“在这里，主要危险是艺术和生活之间的批判张力的松懈，那种张力是现代主义美学的关键所在。结果将产生这样一种危险：一旦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限被模糊了起来，那么艺术的批判潜力就要走向衰微，并且艺术本身将蜕变成某种证明工具，即，晚期资本主义‘幸福意识’的无批判的镜像。”（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第132页，张国清译，商务印书馆，2000）
“而艺术一经贬谪到我们手上，便失去了真实性和必要性；艺术原先固有的一切真的和活的东西现在都属于世界和世界上的正经事了。”法国作家莫里斯·布朗肖写道：“艺术贬谪到我们的作品中就变为审美享受，变为内心才能感受的快感和娱乐。文学性和艺术性在商业社会转变为商品的附加值，或者情况相反：那也没有改变它的命运。”
通过文学重新规划人文知识？
文学话语在今天各种各样的话语实践中的重要性正在偏移：如果文学话语仍然只是意味着经典的诗歌、小说与批评模式的话。把文学带到这种地步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人们目前所关注的问题以及关注问题的方式，已经从存在论问题转向制度性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从文学转向人文学科，从人文学科转向社会学。伴随着这一变化是从文学的、抒情的与描绘的语用学，转向分析的、判断与指令的语用学。也就是说，社会理性化的进程不仅发生在社会制度化层面，更重要的是发生在语言用法的领域。文学语言的修辞、象征与隐喻，在社会中的功能让位于语言的逻辑与理性主义的用法。这意味着个人内心主权的丧失，个人经验的主体地位的瓦解。意味在正在到来的工具理性主义对内心主权和经验主体的全面殖民化，意味着阿多尔诺所说的“概念的统治”。这已经成为文学写作的语境：概念比经验具有更多的发言权，抽象的事物比“具体生活”更有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