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期
文学批判的歧途和潜能
作者：耿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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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理论的未来》序言中，科恩谈到了“非文学学科与文学理论的扩展”这一相反的可能性或是事实。文学理论或其组成部分，已经影响并且改变了从精神分析学到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艺术史等学科的概念，同文学性、艺术性与美学功能在生活世界的扩展一样，文学理论在人文学科中和社会科学中扩散开来：它成为一种阐释的指南，贯通性的源泉和分析的基础。通过文学理论的研究与强化，对语言的媒介特别是它的建构作用的认识、对叙述虚构功能的认可，文学理论影响到其它学科的理论建构，甚至文学理论被视为人文学科的范例。
科恩谈到较多的是阐释的问题。文学理论需要用伦理去阐明“文学作品所赋予我们的生活感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对文学理论的一种领悟，可能导致一种知识概念的重构，即将文学文本的结构与文学性当作在社会伦理背景下对情感、思想、行为的探求来研究。作为文学的文本，就是自我或生活的统一性结构的投射和扩展。不管是什么样的原理，只要能使我们讲述并领悟故事、创造并阅读诗歌，就都是把生活融为一体的原理，或者说是赋予我们以“生活起始感”的原理。科恩说，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未来在于明确这些原理。
在某种程度上，科恩提示了这些未能阐明的原理的核心。那就是：文学在虚构作品的创造中所满足的需求（以及阅读所满足的需求）正是人类扩展自身的需要，自我理解与自我表述的需要（在生活领域，这种功能可能在通过宗教忏悔、通过具有亲密关系的倾诉、通过精神分析的治疗作用等来满足的需求）。通过对复杂经验的反思，对梦与无意识的认识，达到自我启蒙。在这二者之间有一个中介，通常可能的方式是文学写作与文学阅读，达到自我理解与自我启蒙。文学人类学可以实现人类的一种自我启蒙：这种启蒙并不是百科全书型的知识积累所带来，更不是以现代教育所提供的技术或技能知识为前提的，而是通过阐释我们无意识的经验并由此而引发的一种长时期的反省过程带来的。这一反省过程不再只是要满足我们的某种理想或某种特殊社会需要，即不再只是工具性的。因此，通过文学理论重新规划人文知识才似乎是一个周期性重复的主题。
文学的激进主义或者说文学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的潜力与近现代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文学的角度观察，近代社会和社会中的人是怎样为文学的理念、想象与感知方式所塑造，是这篇文章没有能充分发展的兴趣之一。文学既传达了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各种理念，文学是启蒙主义的一种广泛的形式，又是启蒙主义的一个灵感源泉。文学的启蒙不局限和单纯地服从于制度化的理性。当理性主义的理念的理解被制度化、刻板化，从而失去了活力与批判能力之后，文学仍然继续（应该）是一种启蒙的力量与形式。对于我们的已经制度化的思想、理念与感知方式来说，文学是启蒙的无限形式，文学是对人的理解力与感受力的无限的启蒙。对文学来说，无论是已经制度化的思想形式，还是纯粹的观念形式，都面临着意识形态化的危机。无论是我们的观念，还是其表达形式，都面临着失去真实性与批评性的语境。而我们的观念总是过于自负、感觉总是倾向于懈怠、想象力总是迅速地枯竭、敏感性易于丧失。文学在我们的生活中意味着一种持久的、不间断的启蒙要素。文学培养我们的敏感性，增加人们对观念的细致的辨析力，对他者经验的感同身受的想象力与同情感，对经验的感受力，和把混沌不清的经验体验为意义的形式的能力，以及话语的说服力。希尼的话意味着文学的最终意义：学习做一个诗人意味着继续学着“做一个敏感的人”。从私下里说，写这篇文章的动机包含着为文学写作与文学研究寻找新的合法性。
就文学理论的现状而言，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倾向于从文学研究领域转向社会学领域，这是否意味着文学研究失去了现实性或重要性？失去了介入现实世界——因为我们的世界正在倾向于现代化或合理化进程——的能力？而学者们的学术努力与这一进程是一致的。现阶段的西方哲学、文学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则力图发挥和发掘文学话语的批判潜力，力图动员艺术性与文学性的反抗力量，反对与批评使世界匀质化的趋向，也许这是因为这些学者的学术意图与现实世界运动的方向相反所致？
应该重新提出科恩所提出的问题：文学理论或文学的话语活动与人类思想和行为之间有什么关系？以及文学理论的哪些方面将随着改变了的文学写作而存在下去？还有，使文学写作保持自主的广度和批判的力度的能力，文学的自我理解、自我改写与社会目标之间的联系等问题。在日益注重思想的历史实践主体而不是个人主体的现代思想传统中，除了把理论规范的基础转移向“阶级”、“民族”、“第三世界”，或者“女性”群体、少数族裔等等，寄托在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社会批判与历史实践上，曾经作为主体性哲学规范基础的个人主体，个人的言说、行动，个人的感知和经验，“内心的主权”，是否还具有文学批判的功能？
耿占春，学者，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隐喻》、《观察者的幻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