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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判的歧途和潜能
作者：耿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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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理性进程的依附
一个哲学上的陈词滥调已经变成了普遍的共识，甚至已经变成一个令人沮丧的平庸现实：在西方哲学的初期，柏拉图把文学看成是一种煽动情感、迷惑智力的方法，他把诗歌和戏剧归入情感王国，而把哲学归入理性王国。诗歌与文学在这个王国中没有合法地位。在古典哲学的终结时期，黑格尔再次以理性的名义宣告了艺术的终结：由于理性已经成为人类自觉的历史命运，艺术就无法满足理性的需要了。哲学家们并没有信口雌黄，哲学家对文学的咒语在现代社会迟迟地应验了。
虽然现代社会远远不是柏拉图所想象的哲学王所统治的世界，但看似哲学的理性主义确实已经占据了现代世界，并且像吉登斯所描述的那样对生活世界进行着疯狂的“殖民化”。这是韦伯已经充分谈论过的现代状况：不仅仅是经济生活，整个生活世界都受制于有效的工具理性的支配，被纳入合理化或理性化的进程。并且这一进程被合理化为现代性的不可逆转的过程。这一过程力图合理地使世界从“着魔的”或蒙昧的状态中解放或解脱出来，使世界摆脱一切无法估量的神秘力量的控制。
在韦伯那里，现代社会的理性化体现为一套现代官僚主义制度特征：首先它可以被分析为一整套始终如一的、在方法上严格地执行与服从的体系，一个客观的权力矩阵。这个体系停止一切个人批评、要求被动地服从规则和信任权威。这个新型的权力矩阵并不依赖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依赖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些从属关系是通过严格的分工来安排的。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都表现出某种明确的“非人格性”，正像形式理性主义的特征一样，“不考虑特定的人和情况”是它的格言。各种权力关系都是刻板的非个人化合理性的体系，受抽象的一般规则的指导。最后，在现代条件下，这些机构与机制倾向于凭借它们所拥有的技术优势居于支配地位。（参阅约翰·基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马克思·韦伯的遗产”，马音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客观地说，这只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在欠发达地区，这些特征仍然还像是一种观念现实。形式理性主义、合理化、摆脱个人依附的权力关系以及在整个经济社会领域里技术的支配，仍然还是那里人们的梦想。是那些希望从旧的粗暴的侮辱性的权力矩阵中逃脱出来的人们的梦想：尽管合理化进程在所谓的后现代理论中已经被批驳得体无完肤了。
现代文学分享了这种命运。毫无疑问，近现代文学以自我否定的方式加入了为了人类从神秘力量控制下解放出来的行列。现代文学自觉地承担起“祛魅”的社会功能，已经成为人类解放自己的事业的一部分。它突出地体现为现代文学对传统、对诸神信仰、对文化共同体及其情感空间的质疑与批判。在这一过程中，艺术或文学自觉地使自身处于“科学与民主”的合理化过程中的从属地位，它以舍弃自身的神秘艺术性的方式来补足自己在现代性的历史过程中所承担的使命。由于近现代文学加入解放话语所释放出的巨大影响力，反而使文学获得了极大的世俗魅力，以至要等到合理化或工具理性危及它自身的存在时，文学还在缅怀它效力于理性化进程中的昔日辉煌。
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学从民间文化和古典文学中发展和独立出来，成为表达近现代人文主义的个人主义思想的一个主要形式，成为近现代文化的主流形式。文学的抒情主体的言说，表达了一种比笛卡儿的“我思”更具个人性的知识，或者说，更重要的是，抒情主体言说地位的确立，表达了面对世界而存在的“内心的主权”。而建立在个人化经验基础上的文学叙事，也同样恢复了“个人经验的主权”。在西方社会，文学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表达者，也是它的批评者。文学塑造了近现代社会的人文主义个人主义的感知方式、思想风格和情感形式，但文学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功利主义及其社会与道德流弊的批评者。
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学也同样经历了来自民间文化形式与文人儒士的诗学趣味的合流。这一合流使得文学摆脱了单纯的娱乐与趣味的范畴，成为塑造近现代中国社会现实的一种文化力量。从哪方面说，这都是一场文学革命。文学成为一种改造国民性的手段，成为新民之道。文学肩负起塑造新人和新世界的使命。就近现代的中国历史而言，文学成为改革社会的理想主义的策源地，成为美好生活的社会学理念的源泉，成为社会伦理学的生动表达。文学性从民众社会的娱乐、从文人的笔墨之趣，转变为一种严肃的激情、革命的主题，并且从一场重新塑造国民性的文化运动，转变成一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成就为一种新社会的新文化，成为旧权力激烈的批判者，和新政权合法性的支持者与论证者。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革命文学的主题是西方社会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激烈变形，一个失去原貌的翻版，渐渐变成了一种人工的、早熟或早产的反对资本主义文化的不幸产儿。
“更多的人死于忧伤”
人的解放从人的观念开始：社会革命所要求的自由与平等，被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进一步要求个人的主体性，感情与心灵的自由解放，男人与女人的平等权利，这也是鲁迅、巴金、曹禺和丁玲笔下的人物、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青年人的觉悟，是觉新、觉民所要求的个人的自由权利，个人从社会、从社会权力的代理机构家庭中的解放。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个人主义式的人物，以及表现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审美现代性，蕴涵着现代社会政治现代性的丰富寓意。
在某种程度上，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启蒙的理念：至少是安娜与觉新的关于感情的自由，个人相对于家族为代表的权力的独立，个人感情的被尊重，这样的一些属于福楼拜、哈代和巴金为之痛苦的理念已经变成寻常的现实性。虽然在社会生活的领域内，特别是在某些现代性进程滞后的地域，仍然存在着安娜或觉新式的痛苦，但在社会进程的层面上，在主要的思潮与趋势下，这种痛苦已经是失去现代性质，带有过去时的意味。因而在文学上，这样的事实也不再能够揭示与解释现实。个人感情的自由、自主与解放失去了文学社会学意义上的活力：不是因为这些观念是虚假的，而恰恰是因为这些曾经是激进的文学与人生的解放理念已经变成了日常现实，并且散发着慵懒和虚无的气息。文学启蒙的理念因为部分地在社会制度层面上、部分地在个人生活层面上已经被实现、因为其现实化而失去激动人心的魅力。
社会意义上的平等与自由尽管极其不能尽如人意，在许多地方，它仍然是激动人心的理念和自由人士社会奋斗的目标。虽然如此，这些理念已经是不争的社会真理，有魅力的不是这些理念的解释与传播，而是将其制度化的方式。个人感情、婚姻与爱的自由、个人相对于家族的独立性即使在经济发展相当滞后的地区也不再表现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在个人与家庭的角力中，家庭无疑已经成为一个需要人们去守护的脆弱存在。家庭与家族早已不再是罪恶之源或罪魁祸首，就像在《罗蜜欧与朱丽叶》或《家》与《雷雨》的时代。安娜或觉新不再是社会生活中的“典型”，而“家”和由家庭所代理的社会机制亦不再是现实性的“典型环境”。家既不再是社会权力的代理人，也不再是一个生产性的场所。家成了只有广告商才关爱的实现幸福私人生活乌托邦的场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个人与社会冲突的消失，这个信息仍然是一个暧昧的事实：社会对个人的压迫不再必然表现为通过家庭这个单位的强制性力量；或者，社会压迫机制通过更为合理的、更少人格性面具、更为大规模的控制形式。这些问题的严酷的一面已经由卡夫卡的作品得以揭示：紧张的父子关系的家庭悲剧天才地转变为迷宫般的官僚主义权力机构的梦魇；其喜剧性的一面由索尔·贝娄式的作品加以描述：生活世界越来越猥琐，宗教性的爱变成了生物化的性，没有市场交换价值的东西就一钱不值，伟大的人文主义精神变成了多余的精神病式的饶舌，而不是社会交往中有效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