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2期
冬夜笔记
作者：张 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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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世上没有免费的早餐。文学的感受力是需要磨砺的，这甚至是一个不无痛苦的漫长过程。我们这样谈论文学与批评，最终还是为了反观什么才是作家的劳动，他们工作的真正独特性。
如果说我们的批评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那么我们的一部分文学也同样如此。它们之间的共生性正在引起足够的重视。
“朴素”和“劳动”
我们经常谈到的“朴素”这个概念，在这里应该是简单明了的，它不该超出一般的意义，也不能附加独特的解释。写作中的朴素应该成为一个原则，这是因为所有的读者都不希望受骗，不希望花费宝贵的时间去与一个不诚实的人交谈。如果作者的一切文字都是有感而发，是真心实意的吐露，是真正的激动或愤怒，就会更有价值。
一个矫情卖弄的人不会写出朴素的文字。不同程度的卖弄会不同程度地引起反感。有的写作学曾专门研究怎样卖弄文字、以巧致胜，因为他们觉得外国有这样的大师。其实哪里会有这样的大师。那些在技艺上让人眼花缭乱者如果真的是大师，那么也必定是因为他的朴素的表达——那种非常的表达。艺术需要真实的感情，这是从来如此的。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有人才渐渐发现感情是个坏东西，真情也是个坏东西。他们说“零度”写作最好。可是零度从哪里来？真正的零度也需要从炽热的消耗和燃烧中来，这一点，那些研究制冷设备的专家没有一个不明白。
这儿的朴素往往还涉及到形式问题。任何形式贴近了作家的心情，都会显现它的朴素无华。我们不会使用上个世纪早期的语言，因为那得好好模仿，不够朴素；我们也不会刻意追求翻译语言，因为那是异域腔调，也不朴素。甚至有些新的词汇在一些作家那里也不会使用，因为它们太新鲜太时髦。总之任何不朴素的东西都需要离开一些，再离开一些。
从学习的角度来说，我们实在没有发现一个现代作家、更不用说古代和十九世纪的作家，竟会有一个真正重要者优秀者会矫情卖弄。从道理上讲，矫情和卖弄是个别学生、个别尚处于学习阶段的人才偶尔感兴趣的东西。
至于说到“劳动”这个概念，那就更简单一些。将写作说成劳动，是很朴素的一种理解方式。劳动的过程即是创造的过程。有人愿把劳动与创造对立起来，认为劳动太平凡了。其实所有真正伟大的事物都大半发生在一种看似平凡的过程中。努力地写下去，认真执着，伏案，这都给人劳作的感受。
要把卓越的工作朴素化，只有这样才是实在的，才会有大性格的出现。我们往往不信任那些把自己的创作过程说得神乎其神的人，因为通常的写作不会是那样。我们看到有人被灵感弄得疯狂，就知道那是不对的。人在工作中有时兴奋一点、激动一点，都再正常不过，但仍然还不至于疯狂。还有人说自己的写作正在进行时，他已经完全不能控制书中的人物了，那些人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自由性和自主性让作者自己害怕、痛苦甚至是惶恐起来。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形就觉得是夸张了。一个写作者完全不必害怕自己虚构的人物，这是稍有写作常识的人都能明白的。其实他说的不过是写作要贴近人物去进行，这是多么浅显的一个道理。
还有一些作家在写作时，至少看上去是刻板和平庸的。他们甚至每天像上下班一样进入工作，难道灵感是这样准时地到他家里去的吗？但实际上他并没有骗我们，因为最后我们会明白，写作是没有灵感的，起码是没有通常所夸张和形容的那种“灵感”。人的脑子有时好使一点，有时不太好使，这都属于正常情况。这首先是与休息的状况有关。好使的时候也不必说成“灵感”。实际上越是守时工作的作家，越有可能是最好的作家，这一点我们不必怀疑。
忍住和回眸
苦难是人性中最不可超越的那一部分。苦难对于我们人类来说简直就是天生如此。我们用宗教的乐观主义也好、用革命的乐观主义也好，都不能真正地战胜它和驱除它。苦难既然是天生的，人类的历史中就会充满苦难。我们人类也在自觉不自觉地制造各种苦难，这是我们的老本行。人类最害怕的是遗忘，因为遗忘会使我们造成更大的、重复出现的痛苦——那时我们就会觉得分外划不来。可遗忘又是最基本的生活方式。一个人怎么会做到不遗忘？因为生存的需要，对于痛苦的遗忘就尤其显得必要，对于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来说，遗忘甚至应该优于一切。不然我们就会被可怕的记忆压迫得没法生活。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道理。可是如果仅仅如此的话，我们这个民族就只能永远地、频繁地在苦难里辗转了。这个民族的历史就会成为一部辗转的历史。这就更可怕了。看来还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今天看，最可靠最划得来的做法，就是先忍住，然后回眸。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人专注于记录历史也好。对于这一小部分人而言，他们的责任和职能既然如此，所以痛苦也是必然的，不能抱怨，因为抱怨也无济于事。我们的民族，世界上的其他民族，所有有出息的人类，都在这样做。也就是说，我们仍然需要对苦难的记忆和追究，仍然不能对其一概淡漠。我们只有拥有了自己的记录员和时代的秘书，才能避免遗忘。他们有时不免要向我们大声宣唱；当然，他们也不免会让我们觉得是一些不合时宜者。
可是人类永远沉浸在节日般的气氛中是可笑复可悲的。穷人陪着富人过节、天天过节，对于穷人来说就是一种可怕的惩罚，穷人就会显得更加可怜。可是过节的欲望会让一部分人染上一种病毒，让他们上瘾，而根除和戒掉这种毒瘾的唯一办法，就是打开关于往昔生活的一切记录。于是，最悲惨的一页来了，我们的心慢慢冷下来，右手就会悄悄地把为庆典准备的蜡烛撤掉。我们没法忘记那些情同手足的人的悲伤，他们的死亡。
让人感到十分悲凉无望的是，现代消费文化是如此彻底地改变和戕害了我们。一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竟然可以对刚刚逝去的往昔遗忘得那么彻底。他们厌烦历史和真实，蔑视父辈的痛苦，压根就不想知道母亲当年为什么洒下了成吨的泪水。这样的一代会是可靠的吗？我们永远不信。我们只能担心他们会制造更大的苦难，会用那双把电子游戏机玩得烂熟的手，把自己的同胞兄弟一次次推向苦难的深渊。我们甚至感到自己这一代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一代，有一个不能推卸的责任，就是反复地不厌其烦地讲叙过去的一切。
“文革”可以不讲吗？三年自然灾害可以不讲吗？公社化运动可以不讲吗？这一切都与东方农民了不起的理想和巨大的浪漫连在一起，同时也是一段最可怕最痛苦的历史。我们无权遗忘。我们这一代人生来就是要讲叙的，生来就是要把活鲜的往昔而不是干巴巴的数字告诉给后来者。我们要细细地舒展历史的皱褶，无论这会引起多少人的不快。我们的心中和口中命定了只有一种故事。这正是我们贯穿在写作中的道德。
被忽略的阳光
文学的力量从过去到现在没有变过。有人以为变了，那是一种错觉。文学作用于人的方式就是这样，能够被文学感动的人也就是这样。这些不好改变。一些微小的改变是存在的，但它可以忽略不计。人与文学的距离和关系好比人与太阳——每天被照耀却不太在意，每季每年都在远离或接近许多光年，却同样被忽略过去——因为太阳实在太大了。太阳也是有寿命的，但我们不必常常谈论它的死亡。因为太阳比起人来，其寿命还是长得无边。
在托尔斯泰和雨果的时代就有人发出预言，说文学马上就要死亡了，时代的发展注定了文学是要消亡的。他们为自己的担心搬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加以论说。关于这些，看看两位大师的文集就清楚了。他们当年的回答是不同的，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他们对于这种推断的否定。现在看，问题就简单多了，因为当年的讨论已经有了结果：时间过了快要二百年，时代发生了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纳米技术和克隆都出现了，我们，更包括世界各国，还在一再地印刷他们二位的文集和全集，而且越印越漂亮、越印数量越大。看来文学仍然还没有死亡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