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2期
媚俗的改写
作者：刘再复 林 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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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一批当年的名作，和曹禺的剧作一样，老舍的《骆驼祥子》也在当中。重印后的《骆驼祥子》经过了老舍关键的删改。老舍在《后记》中轻描淡写地说，“现在重印，删去些不大洁净的语言和枝冗的叙述。”看似文句技术上的修改，其实并不尽然。新本几乎没有增加字句，但删掉的却不是不洁净的语言和枝冗的叙述。新本删节共有四处：第六章虎妞勾引到了祥子之后的一段写景约二百七十余字删掉了；第十二章交代曹先生被捕原因约七百字删掉了；第二十一章分析议论祥子经受不起夏太太诱惑的心理七百余字删掉了；删掉第二十三章最后二千余字和全部的第二十四章。老舍写东西本来就没有色情描写的内容，所以，“不洁净”云云，如果不是无可奈何的搪塞就是另有所指。至于“枝冗的叙述”，老舍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一文中还表示结局收得太匆忙，只是因为报章连载的关系，不得不划一整齐二十四段，其实“应该多写两三段才能从容不迫地杀住。”本来就已经太简单了，怎么到了解放后就变得太冗长了呢？其实，对比初版本和修改本，答案是不难找到的。
重读初版本和修改本我们发现老舍的删除集中在两点内容上：第一，涉及祥子堕落自身原因的分析议论；第二，涉及对当年革命者的描写。老舍要删除第一方面的内容当然因为祥子毕竟是劳动人民，过多强调劳动者的阴暗不但违背现实主义理论，也违背新社会的时代氛围。第二方面的内容要删除是因为老舍当年用了漫画化的手法写革命者，其中不无讽刺挖苦，如果原文照登，很可能得到“大不敬”的嫌疑。
《骆驼祥子》讲述的是一个堕落的故事，不过它不是养尊处优式的腐朽的堕落，而是一个底层人为了生存而要强的堕落。老舍赋予这个故事不同凡响的意义的地方在于他并不过分强调社会性的苦难在祥子堕落过程中的作用，而是写了性的诱惑如何把自尊、健康、要强的祥子引向了堕落的深渊。性的诱惑摧毁了他的自尊，也就摧毁了他的人格。例如，他从乡下来到城里，没有自己的车，他可以凭力气租车拉，挣下钱再买属于自己的车；被军队拉夫，他逃跑，拐来骆驼卖掉再重新开始。但他过不了虎妞这一关，性的诱惑是他命运的分界线。对人生堕落的这种见解本来是老舍独到的地方。可是，解放后，社会氛围改变了，老舍也要趋时。按照现实主义的理论，把劳动人民写得如此消极和阴暗，显然是不妥的。老舍在修改本中小心翼翼地掩盖祥子堕落的关节。堕落故事的基本格局是改变不了的，于是老舍采取回避祥子堕落自身原因的方法，通过突出社会环境的压力，使故事向现实主义靠拢。第六章删去的那段写景其实写得非常好。屋内灭了灯，天上漆黑，不时有几颗流星划入夜空，带着发白的光尾，给了天上一些光热的动荡，过后天空又恢复了原样。“余光散尽，黑暗似晃动了几下，又包合起来，静静懒懒的群星又复了原位，在秋风上微笑。地上飞着些寻求情侣的秋萤，也作着星样的游戏。”写景含蓄地暗示祥子这时如同寻求情侣的秋萤，虽然他像拿猫似的把虎妞拿在手里，但是，一个他不爱的女人，正是他迈向人生地狱的门槛。
性的诱惑并不能等同于女人的引诱，既然是一本写堕落的故事，祥子自身阴暗的心理是不能不涉及的。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初版本对祥子这方面的分析议论越来越多。在帮助读者理解这个堕落故事的意义上，这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修改本却越删越多。二十一章写原本是暗娼的夏太太在做出支走女仆穿性感衣服喷了香水的种种诱惑暗示以后，祥子在盘算是不是要占点便宜：
这要搁在二年前，祥子决不敢看她这么两眼。现在，他不大管这个了：一来是经过妇女引诱过的，没法再管束自己。二来是他已经渐渐入了“车夫”的辙：一般车夫所认为对的，他现在也看着对；自己的努力与克己既然失败，大家的行为一定是有道理的，他非做个“车夫”不可，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与众不同是行不开的。那么，拾个便宜是一般的苦人认为正当的，祥子干吗见便宜不捡着呢？——生命有种热力逼着他承认自己没出息，而在这没出息的事里藏着最大的快乐——也许上最大的苦恼，谁管它！
这段话修改本删节了，因为它伤害了祥子这个受旧社会迫害的劳动者的形象。其实，这段话对人性很有洞见，是老舍精彩之笔。二十三章后半部分和二十四章写祥子行骗、嫖赌，出卖革命者阮明得了几十块钞票，彻底变成了“人渣”。老舍这部分的删节使得本来完整的故事变得不完整，不但使一个堕落的故事没有彻底的完结，而且使这个堕落故事的意义大大削弱了。它没有写出性诱惑本身的复杂性，没有全面揭示性诱惑对人格的伤害。看来，老舍是在现实主义理论的框架面前却步了，不惜胡乱删改自己的作品迎合时代的社会气氛。
老舍喜欢用讽刺的笔调写东西，《骆驼祥子》算是比较克制的了，没有《二马》、《老张的哲学》那样幽默得有点油滑。写祥子的时候就没有用讽刺的手法，但他还是禁不住要挖苦一番，这在小说里主要见于写革命者阮明的形象。但这在三十年代不成问题，解放后可是不够恭敬。幽默的笔法带来了麻烦，推测起来，这也是老舍为什么要删掉整个二十四章的原因。小说有两个地方涉及革命者的形象，一是十二章，另外就是最后二十四章，修改本把涉及到革命者的地方都删除了。在老舍笔下，阮明是一个品行不端，以革命来讨口饭吃的人物。就像前清末年的时候有人吃洋教，现在有人吃革命。这种看法似乎是当年城市中产阶级的眼光，写在小说里本不是什么问题。那位阮明读书的时候功课就不好，得了不及格，怪罪正直的曹先生报复他，就到党部告发，害得曹先生被拘捕。后来祥子为了糊口，又出卖了以游行为职业的阮明。这一切都是在喜剧的气氛下叙述出来的，看看老舍怎样写阮明被抓去杀头的情形：
阮明是个小矮个，倒捆着手，在车上坐着，像个害病的小猴子；低着头，背后插着二尺多长的白招子。人声就像海潮般的前浪催着后浪，大家都撇着点嘴批评，都有些失望：就是这么个小猴子呀！就这么稀松没劲呀！低着头，脸煞白，就这么一声不响呀！有的人想起主意，要逗他一逗：“哥儿们，给他喊个好儿呀！”紧跟着，四面八方全喊了“好！”像给戏台上的坤伶喝彩似的，轻蔑的，恶意的，讨人嫌的，喊着。——大家越看越没劲，也越舍不得走开；万一他忽然说出句：“再过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呢？万一他要向酒店索要两壶白干，一碟酱肉呢？
老舍的笔法使我们想起了鲁迅写阿Q。可是，阿Q毕竟是辛亥年间的事，这位阮明分明就是三十年代的人；阿Q是个乡间的人物，这位阮明读过大学，组织游行，宣传社会主义。他的死法居然有点像阿Q，真是不可思议。这样的笔法不合时宜是肯定的，而且也不能明讲出删除的原因，只好委诸“枝冗的叙述”。老舍没有正面谈过他的删改，在1954年的《后记》里有暗示性的解释。他说：“在书里，虽然我同情劳苦人民，敬爱他们的好品质，我可是没有给他们找到出路；他们痛苦地活着，委屈地死去。这是因为我只看见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的一面，而没有看到革命的光明，不认识革命的真理。当时的图书审查制度的厉害，也使我不得不小心，不敢说穷人应该造反。”人生的出路从来就不是小说能够指明的，一个作家不认识革命的真理也算不了什么过错。重要的是老舍在这里表明了一个顺从的姿态，一个愿意承认自己不够高明的姿态。他删改小说就是一个实际的行动。删改使得他的小说避免了在新时代新社会的尴尬，如果说中国的书写传统一直存在避讳的做法，从前是避皇上的名讳，现在则要避革命讳。可是，他的避讳却伤害了他的艺术。
意识形态是一种权力话语，它对作家的压力既是非字面的，也是字面的。所谓非字面是指它的势力。因为它挟持的是政治力量，不表示顺从的或者没有机会表示顺从的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已经领教了它的力量。所谓字面的，是指它是一个陈述，一个关于世界、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究竟所以然的陈述，它提供了一个理解这个世界的模式和路径。因此，这样的模式和路径落实到文学中来自然就形成了一套“政治正确”的标准，这个标准给出了什么虚构故事是允许的，什么虚构故事是不允许的；什么文学形象是应该如此这般的，什么文学形象是不应该如此这般的。透过这套“政治正确”的标准，意识形态控制了文学的每一个细微要素：故事、情节、人物、冲突、意象等等。作家在这套“政治正确”标准下写作。旧作所以要修改，就是因为它们违背了新时代的“政治正确”的标准，意识形态有足够的力量使得作家改写自己的旧作，透过作家自己的手把旧作修改成符合“政治正确”的标准。
刘再复，学者，现居香港。主要著作有《人论二十五种》、《性格组合论》等。
林岗，学者，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明清之际》、《罪与文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