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2期
媚俗的改写
作者：刘再复 林 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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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虽然距离今天并不遥远，但是它的版本复杂和由此造成的困扰并不亚于古典的研究，两者所不同的是古典文献的版本困扰多数是因流传过程中后人的传抄、删改、修订而造成的，而二十世纪文学的版本困扰多因作者本人在不同时期的重编、改写而造成的。许多现代重要的作家都曾经重编、改写过自己的有代表性的旧作，例如胡适重订《尝试集》；郭沫若屡次重编自己的新诗集，修订《女神》；曹禺改写《雷雨》；老舍删改《骆驼祥子》等等。现代作家似乎普遍不满意自己的旧作，虽然悔自己的少作也是文学史上常见的现象，但是现代作家修改自己的旧作却不是那么简单。这里存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真正不满意自己当初的幼稚，要尽量将好东西留下，不满意的删去，胡适之于《尝试集》就是这样的例子。他自己在《尝试集》增订第四版的序文中有详细的说明，旧作的存废以自己的趣味和满意程度为标准。另一种是迫于时局的变化和压力，改写自己的旧作。郭沫若、曹禺和老舍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子。作家其实并没有不满意自己的旧作，但是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要继续作为一个作家，要继续出版自己的作品，条件便是主动的修改。这种迫于意识形态压力的改写在作家内心世界最终造成的屈辱感和挫败感是可想而知的。它表示了意识形态在这个世纪对作家写作最粗暴的干涉，也表示了作家的屈服和无可奈何。本文不打算讨论自悔少作式的改写现象，而讨论遭受强大的时局和意识形态压力下的现代改写现象。因为这并不仅仅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突出现象，也是我们观察这个世纪文学与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一个切入点。它会引起我们值得深思的疑问：作家为什么那么媚俗？为什么那么无奈又那么痛苦？
新诗作家诗作的版本杂乱当首推郭沫若的诗集的版本，他一生多次重订、增删、修改自己的诗集和诗作，几令细心的读者无所适从。那些被认为代表郭沫若思想和艺术的诗作其实都曾经被他在不同的时期修改过；同样的一首诗，在这个集子出现，在下一个集子就不见了，但又在下一个集子重现。作者简直就像变戏法一样，通过重订和改写把自己的真实面目隐藏起来，读者只看见他一次现身的面目。可是，郭沫若也许没有想到，当读者追踪他一系列的变戏法的时候，将他多次的假面演出串连起来，就能够看见他的真实面目，看见他的媚俗，看见他的投机，也看见他的恐惧。
郭沫若新诗的集子最值得讨论的版本有1921年由上海泰东书局印行的《女神》初版本、1928年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印行的《沫若诗集》、1944年由重庆明天出版社印行的《凤凰》和195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女神》。郭沫若在自己的诗集重订、改写中，并非完全没有从艺术出发的修改。可以举出的例子是1928年《沫若诗集》本对初版的《凤凰涅》有重大修改。长诗最后部分“凤凰更生歌”中的“凤凰和鸡”由初版本中的十四节缩减为四节，应该说这种修改是基于艺术考虑的。因为初版的写法太过重复累赘，每节仅主题词“新鲜”、“净朗”、“华美”、“芬芳”等十六个词的不同，其余完全一样，其重复的程度真有如裹脚布一样长而不雅，但《沫若诗集》本将四个词合成一节，修正了初版太过注重节奏而带来的累赘的毛病。但是，除此以外，郭沫若对自己诗集的重订和诗作的修改就不敢恭维了。
郭沫若似乎特别重视《匪徒颂》，这首诗对当年的文坛的确造成很大的震动。他在《创造十年》中谈到这首诗，以为它是对于祖国的恋歌和对日本新闻界污蔑五四运动后中国学生的抗议。茅盾晚年回忆起六十多年前的旧事：“我记得最早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在1919年底发表的长诗《匪徒颂》，诗的开头有一小引，说‘匪徒有真有假’，然后引用《庄子》脚箧篇盗跖之徒问盗亦有道乎一段文字，最后作出结论。”可见这首诗在那个年代的大胆妄为，无论形式和内容都是引人注目的。可是这首诗也有不同年代隐秘的修改，颇耐人寻味。《匪徒颂》的初版本第二节是：
倡导社会改造的狂生，瘐而不死的罗素呀！
倡导优生学的怪论，妖言惑众的哥尔栋呀！
亘古的大盗，实行波尔显威克的列宁呀！
西北东南来去今，
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1928年的《沫若诗集》本，郭沫若将这一节改写为：
发现阶级斗争的谬论，穷而无赖的马克斯呀！
不能克绍箕裘，甘心附逆的恩格尔斯呀！
亘古的大盗，实行共产主义的列宁呀！
西北东南来去今，
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诗句改动很大，当然表明这时的郭沫若思想倾向左翼，罗素、哥尔栋等人已经不是社会的时髦，经过了大革命，国共的合作和分裂，在思想界、文坛，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是更响亮的名字，所以，在开列的“匪徒”名单中，罗素、哥尔栋被除名而马克思、恩格斯荣列其中。但是，1953年版的《女神》本中，“穷而无赖的马克思呀！”一句，又修改成“饿不死的马克思呀！”这一句的改动，违反了全诗正话反说的修辞风格，而作者甘冒修辞不协调的风险，内中当然有缘故。推测起来，不外是时局氛围的改变。1953年全国解放，马克思已经由革命的号召者转变为新政权的思想和理论的宗师，这时候诗句说他老人家“穷而无赖”，作者已经感到内心的不安，尽管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二十多年前的诗句，即使照旧说“穷而无赖的马克思”，也不见得在新社会下会因此而得到什么罪名，谁都能看出这不过是反话，是修辞，但也许会被认为不礼貌。有意思的是旧作的“不慎”引起了作者的不安，非要把它改成“饿不死的马克思”不可。这一修改，不伦不类。马克思活着的时候，虽然不能说富裕，但恩格斯是开工厂的资本家，在恩格斯的支援下，马克思的生活总是在中等的水平上，说马克思“饿不死”，无论站在崇拜还是站在反对马克思的立场，都没有说到点子上。诚然马克思不是很饱，但他也没有饿过。马克思一生反对资本，但他也曾经从资本市场上赢过英镑。但说马克思“饿不死”，则完全不着边际。博学多闻的郭沫若犯如此低能的过失，唯一的解释是他要迎合社会的氛围，他要媚他不可抗拒的俗。1953年版的《女神》作者删去早年他自己喜爱的《夜》、《死》、《死的诱惑》三首，原因也是一样的。作者在开国建政的大变局中，深觉要迎合社会，迎合宣传的气氛，早年有个人主义色彩的旧作就觉得不合时宜了。这是郭沫若的善变，也是郭沫若的渺小。他从1921年《女神》出版得到文名开始，就不断因应社会的气氛、潮流，重订、改写自己的旧作。1944年版的诗集《凤凰》，固然没有收入《序诗》、《巨炮之教训》、《匪徒颂》等有明显左翼色彩的诗，也没有收入其实写得不错的《上海印象》。原因当然是国共再次合作，他本人也在重庆国民政府任事，他以为他的左倾旧作会得罪政府。否则，为什么会在解放后的集子中将这些诗又收进去呢？作者显然并没有认为这些诗作在艺术上有什么不妥，只是诗作里的愤怒和抗议令政府难堪，在合作的气氛下，他宁愿让自己的面目显得温和一点。上海曾经是令他心碎和怨恨的地方，但也是令民国政府骄傲的地方。郭沫若在解放后愿意让读者知道他在《上海印象》中表达得还不错的心碎和怨恨：
游闲的尸，
淫嚣的肉，
长的男袍，
短的女袖，
满目都是骷髅，
满街都是灵柩，
乱床，
乱走。
我的眼儿泪流，
我的心儿作呕。
所以，在除了1944年重庆版《凤凰》以外，这首诗都在他的诗集里。他的感受是真实的，郭沫若这样谈到他在上海上岸后的感觉：“到了上海了。这儿我虽然是再度刘郎，但等于是到了外国。那时候，上海女人正流行着短袖子的衣裳，袖口快要到肘拐以上，流行着长大的毛线披肩，披在肩头像反穿着一件燕尾服；男子的衣裳却又有极长的袖管，长得快要过膝头。那些长袖男，短袖女，一个个带着一个营养不良、栖栖遑遑的面孔，在街头窜来窜去。我在‘行尸走肉’中感受到一种新鲜的感觉。街上跑着的汽车、电车、黄包车、货车，怎么也好像是一些灵柩。我的不值钱的眼泪，在这时候索性又以不同的意义流出来了。”到了抗战国共合作，郭沫若背叛了他的感觉，他不想让民国政府难堪，删去了这首旧作。因为他期待他的背叛会得到更大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