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3期
奢侈：商品的象征价值的消费
作者：程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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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经济学将商品的价值分为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这种区分局限于经典意义上的生产和消费，即把满足需要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动机。奢侈属于一种不同的消费，它不是为了消费而购买，而是为了消费之外的象征意义而奢侈地消费。奢侈品的意义正在于这种象征价值，它满足的不是日常需要，而是一种心理需要。可以说，它是反经济学的。贵族的这种奢侈消费刺激了精致品工艺和工业的发展，而贵族的财富则以支付奢侈品的方式转移到了中产阶级工业家手里。在贵族最奢侈的地方，例如巴黎、伦敦和威尼斯等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得最早，也最快。请注意桑巴特是以这句话结束他的那本著作的：“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爱的一个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资本主义。”（《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桑巴特著）
然而也正是资本主义，使贵族的数量上的奢侈难以为继，因为资本主义通过财富转移使贵族在经济上越来越今不如昔了。1800年到1830年的贵族们正好处在这个不太妙的时期，因为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相继剥夺了其特权地位。他们当然不愿放弃长久以来的社会优越感。这一次，他们不是以数量上的奢侈为追求目标，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财富去浪费，但质量上的奢侈还是可能的，而且也更符合经济学的原则。正是在十九世纪初的那些暧昧年代中，贵族第一次把文化和生活方式与质量上的奢侈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后来所说的“贵族气质”，而且这种经济与文化相结合的质量上的奢侈远比数量上的奢侈(实际上是一种浪费)更能使一个人获得社会优越感。对质量上的奢侈来说，关键的特征是“精致”或“高档”，而其外部表现为“脱俗”。“品位”成了评价一个人的核心词汇。奢侈已经不是贵族上流社会的成员之间显示优越感的方式，而成了贵族阶层向中产阶级显示其社会优越感的形式，从一开始就透露出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阶级压迫性。
1800年到1830年的那些贵族们并不以奢侈品的数量见长，而是以其品位，尤其是服装方面。更早一些的贵族往往穿得花里胡哨，例如以繁琐的皱领来装饰自己的脖子，戴假发，扑香粉，等等。十九世纪初的那些贵族们却发明了线条简洁、颜色单一的服装，后来演变成西装。不仅如此，他们在谈吐和举止上也培养了一种高贵脱俗的气质。总之，他们表现出一种气质上的节制，并以此作为内心优越感的表征。正是1800年到1830年的贵族们以文化和生活方式重新拯救了贵族，使法国大革命以后的整个欧洲奇特地泛滥起一股贵族主义的逆流。我们今天对贵族的印象，就是被这些贵族塑造的，而其实以前的贵族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并不比其他社会阶层高出多少。大量史料证实，早先的贵族许多不爱清洁，不洗澡，大声说话，随地吐痰，狂赌，等等。
十九世纪的没落贵族其实患上了一种高雅强迫症。他们不得不如此，因为高雅成了他们拯救自己岌岌可危的社会优越感的最后形式。当贵族阶级在与中产阶级的战争中相继输掉经济和政治后，它却在中产阶级胜利的顶峰赢得了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战争，并迫使中产阶级按照它的趣味进行自我评价。例如读某些书(当然不是随便哪本书，而是难得被平常人看见、通常是外文的书)，被认为是高雅的，喝某些酒(当然也不是随便什么酒，而是类似“1702年的波尔多葡萄酒”的那种酒)，也被认为是品位的标志，当然，穿什么衣服，就更需要讲究了：我们这些与贵族生活方式无缘的人通常误以为名牌服装就意味着品位，然而，对贵族而言，工业流水线上出产的名牌服装只不过是暴发户的行头，真正的贵族有自己的私人裁缝，他们的服装从来就不会贴上标识制造商、织物材料以及洗熨方式的商业标签。由于贵族们以消费上的品位来获取对其他阶层的社会优越感，那么他们就得不断地发明新时尚，一旦某种时尚成了大众的时尚，他们就会立刻放弃它。
当我谈到这种意义上的贵族时，并不是在谈一种历史现象。它仍以其他的名称存在。雅皮士就是其最新的但不一定是最后的显现，他们兴起于六十年代嬉皮士运动之后，是七十年代以来保守主义回潮中的产物。如果说六十年代造反运动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推进了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民主化，那么，七十年代以后的雅皮士则致力于恢复被民主气氛冲淡了的等级制。当然，就像1800年到1830年的那些人一样。这不是一种基于出身、权力和财富的等级制，而是修养上的等级制，是在一个民主时代获得个人社会优越感的方式。一个名叫福塞尔的美国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了一本名为《格调》的书，算得上是一本标准的雅皮士手册。在他看来，成为一个“贵族”(上流社会的人)的标准是：高档而得体的衣着(当然是小裁缝店的手工制作)，高雅而节制的动作，偏瘦的形体(因为不吃甜点和类似麦当劳这种蓝领食物)，名车嘉宅，出入使用法语菜谱的老牌饭店，在壁炉旁的钢琴上可以随意地弹奏巴赫，在俱乐部的闲聊中可以很专业地谈论约翰逊博士，等等，几乎任何一种商品、动作、言谈和喜好都被他划定了等级，以此获得一种象征意义上的社会等级。
子虚乌有的“中国中产阶级”
一些人略带遗憾地说：中国没有贵族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有平等的传统。也许亚细亚式的生产方式能够合理地解释这一点。所谓“亚细亚式的生产方式”，决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是“封建社会”，因为“封建”意味着土地被封建主所占有，在宫廷与平民之间形成了一个可与宫廷抗衡的特权阶层。对中国的旧时代来说，某些土地可能被分封，但其所有权仍在宫廷—国家，因此宫廷—国家保留着随时收回的权力。土地的这种国有制，限制了地方家族势力的扩张和延续，而没有这种延续，那种往往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方可达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家族传统就不可能保存下来(热衷于贵族家谱学和纹章学的德·巴尔扎克先生曾严肃地表达过这么一个见解：“三代人的努力，才能培养一个贵族。”)实际上，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可称为“贵族”的阶层。而且，宫廷对可能形成一个这样的社会阶层采取了有效的行政防范措施：首先，官职不能继承；其次，异地为官；再次，科举取士。因此，与西欧封建社会非常不同的是，中国的阶层与阶层之间的人员流动，实际上要大于同一阶层的人员之间的流动。同一阶层的人员之间的流动易于形成一个稳固的错综复杂的阶层。这样，在中国的宫廷和平民之间，尽管存在着一个行政管理阶层，但由于这个阶层本身的不稳固，它并没有进而形成一个传统阶级。甚至连“士”这个最有文化教养的群体，也并不是一个有力量的阶层，而是一种依附力量。
因此，在宫廷与平民之间，就难以形成一种独特的处于领导地位的贵族文化和生活方式。除了宫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就只有平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并没有质的区别，因为宫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尽管排场和奢侈，却也显示出浓厚的民间色彩，并没有形成一种专属于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以及相应的评价标准，以此来贬低其他阶层(例如“粗俗”)。这与宫廷权力的阶级来源有关。中国的朝代几乎无一例外来自农民起义或蛮族入侵，而且朝代不断更迭，每一朝都经历一次相似的文化循环，起初是毁坏，然后是重建。由于没有一个传统的中间阶层制约宫廷的权力，宫廷更多地是以权力而不是以高贵来震慑臣民(辜鸿铭在其著作中描绘的慈禧的“后妃之德”只是他对慈禧的远距离想象)，例如下跪和叩头这种身体上的匍匐姿势，就最彻底地摧毁了贵族文化和生活方式得以建立于其上的个人尊严或社会优越感。一个匍匐在宫廷上的群体不可能形成为一个具有个人独立性和群体认同感的阶级，而个人独立性和阶级认同感正是贵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不可或缺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