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3期
奢侈：商品的象征价值的消费
作者：程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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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宫廷，贵族尽管对皇权保持着适当的恭敬，却不必下跪，而是微微欠一下身体。这是一种将敬意和尊严有分寸地结合在一起的节制，从中产生出了一种关于风度的学问。贵族文化和生活方式是从宫廷贵族那儿发端的，最初是对皇族的模仿(权力被贵族分享的宫廷常常不得不以风度高贵来显示其统治的合法性，所以有意培养未来统治者的风度和教养，例如《哈姆雷特》对王子哈姆雷特是这样描绘的：“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瞩目的中心”等等)，后来贵族们将这种模仿发扬光大，形成了以贵族冠名的那种精致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居然使皇族都觉得自愧弗如了，例如1800年到1830年的英国摄政王乔治四世就是高雅人士布鲁梅尔的崇拜者。
最具反讽意味的是，当宫廷的权力足够强大，以致不需要以某种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作为自身合法性和社会优越感的象征来源时，平民色彩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反倒居于领导地位，甚至形成了对宫廷奢侈的道德压力；与此相反，西方宫廷的权力经常是被贵族阶层所分享和制约的，也就是说，政治民主在宫廷里已经成为一种既定状态，为了显示自身超越贵族阶层的罕见的品质，宫廷发展了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上严格的等级制，甚至在宫廷已经不再是一种实际权力的资本主义民主时代，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等级制还被严格地保留着，直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造反运动瓦解了其大部分存在基础后，才变得不那么专横了。
中国的情形却不同。当宫廷被接二连三的革命最终席卷而去时，它没有留下任何一点痕迹，从皇室成员、爵位、皇宫，到文化和生活方式(因为它本身就没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莫不如此。甚至连象征性的东西都不存在。在世界革命史上，没有一场革命，像中国现代革命那样彻底摧毁了等级制的基础。本来就不存在等级制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域，在1949年后又经历了一场更平民化的革命，甚至把劳动大众的文化趣味和生活方式当作权威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有意思的是，对那些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不那么平民化的人群而言，这种平民化是被强迫推行的。换言之，通过摧毁本来就不显著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个人优越感，来使广大劳动阶层(大众)的形象获得最正当的评价。如果说在旧制度下，贵族文化和生活方式本来就因缺乏适宜土壤而显得营养不良的话，那么在革命后的时代，它很快就被从贫瘠的土壤中连根拔起了。在一个谁都穿着蓝色衣服、看同样的书、吃几乎同样的食物、说同样的话，甚至进行同样的思考的时代，文化和生活方式上追求的是身份上的平等，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使个人优越感得以建立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方面的等级制。然而，这种平等不是由市场来保证的，甚至是通过非市场的计划经济来强制的，因此，从一开始就把平等与依附结合在了一起，并为此建立了庞大的官僚体系。
这个官僚层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特权阶层，因为它并不享有合法的特权，甚至它的绝大多数人员本身就是农民和市民出身。确切地说，它不构成一个阶层，而是一个管理层。社会差别不以阶级的形式存在，而是以地域(城与乡)和职业(例如干部、工人、农民等)的形式存在，因而这个时候的个人社会优越感基本上是因地域和职业的差别而产生的优越感，甚至连这种优越感都被强压下去。这种非市场的平等化尽管造就了平等，但却是不正常的平等，因为它平等却无自由，建立的基础是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建立在摇摆不定的价值评判上，因而，极有可能头一天被宣布为“人民中一员”的人，在第二天又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任何一个人都有这种可能。此外，这种被强制的平等模糊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甚至把私人领域也公共化了，因此，穿着、言论和行为上的一致性并不是个人的自由选择。确切地说，不存在一种真正的私人空间和私人生活，因为私人空间和私人生活意味着潜藏着某些不易被发觉因而不易被控制的自由的东西。
陀斯妥耶夫斯基在谈到自由时说，人可能会因为自由得无聊了，而朝邻居的屁股上扎钉子。这里出现了另一种情形：人可能因为平等得无法忍受了，而追求不平等。然而，不管怎样，即使这种平等是被强制的，它也瓦解了等级制得以建立的一系列传统、政治、伦理、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基础。因此，当经济形式由计划型向市场型转变的时候，这种被强迫的平等早已预先为市场创造了条件，而最早进入市场的恰恰是那些最缺乏社会优越感的人，他们成了个体经营者。随后，不出十几年，甚至连计划经济体中的一部分人也放弃了原先的职业，进入了个体经营者群体。实际上，真正的市场就意味着“个体经营”。当欧洲自由市场的最早的理论家们阐述市场理论时，往往以一个法语短语来概括它，即“laissez faire”(字面意思是“让人放手去干”，转意为“自由放任主义”、“不干涉主义”或“政府不管”)。市场不仅为平等或追求平等提供了一个机会，而且使个人的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当我们迷惑于缺乏市场传统的中国人在跨入市场时何以表现得如此迅速时，我们必须看到，那种先前被强迫的平等实际上是有功的，因为它早已迫使政治特权、地方保护主义、等级制伦理以及文化和生活方式方面的精英主义瓦解丧尽了。而计划经济是剩下的惟一的垄断形式。一旦它的垄断地位被否定，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来妨碍市场。关键在于一种价值评判标准的改变：既然不存在一种贵族主义(以及精英主义)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那么，对进入市场的人和他们在市场上的获利行为，就不存在一种道德和美学价值的评判(例如“庸俗”)，实际上，整个社会已不存在一个“价值给出”的中心(无论这个中心是以阶层还是机构的形式存在)，因而就不存在文化和生活方式方面的等级制。
平等为市场创造了条件，但市场又制造了不平等。我这里所说的不是个人财富的不平等，因为这种意义上的不平等是市场的份内事，不管怎样，市场的准入机会是平等的，不能因为在市场上输掉了竞争，而谴责市场。此外，我也不是说特权人群(注意，我说“特权”的时候，不是说一种传统的特权阶层，而是指行使行政权力的人)以及特权人群制订的不平等市场规则造成的财富不平等，因为特权不是市场的份内物，它甚至是反市场的，它利用管理市场的权力从市场上谋取利益，而市场和市场规则的逐渐完善会极大地限制这种基于行政权力的谋利行为。
我指的是一种远为深刻的现象，即那些在市场上获利的人的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意图。由于阶级和阶层的界限早已在“被强制的平等化”中被瓦解了，那么，这些在市场上获利的人怎样才能把自己提升为一个具有社会优越感的阶级呢?当然是通过奢侈消费。他们手里掌握的最丰富的资源是巨大的个人财富。何况，在传统道德评判失效以后，奢侈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我们也不是从道德上追究奢侈的意义。此外，在这些获利者眼里，奢侈消费不仅不是一个道德问题，甚至也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他们看重的不是奢侈消费品具有的实际使用价值，而是其象征价值，因而是一个象征问题。花几千块钱吃一顿饭，并不是为了解决饥饿，因为解决饥饿只要几块到十几块钱。同样，花几万块钱买一套服装，也不是出于遮体或保暖，甚至也不是为了美观(当然，这是动机之一，但不是奢侈消费的主要动机)。花几百万买一套几层的花园别墅，也不是为了居住方便。这些在市场上获利的人(我把非法获利者排除在外)对市场的基本原则当然非常清楚，那就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本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他们之所以能在市场成功，也是因为他们比别人人更善于进行成本核算和价格性能比核算。然而，为什么当他们自己作为消费者进入消费市场时，反倒如此轻视成本核算和价格性能比核算原则，以致乐意以高昂的价格来购买同样性能的商品?毫无疑问，几百块钱一只的高级电子表比几十万块钱一只的劳力士机械表性能更优越，因为它更准确，更轻便，不用上弦，功能更多，甚至消费者也根本不用担心是否会丢失它或它被人非法夺走。但电子表是传送带上的产品，成本低，价格也低，人人都有能力购买，不能满足那些获利者对个人社会优越感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