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3期
奢侈：商品的象征价值的消费
作者：程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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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没落尊严的回挽
有特权的地方，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实际上，从市场史角度看，市场是在逐渐瓦解各种特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既包括政治特权、行业或部门垄断，又包括地方保护主义。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英国，贵族占有全国的大部分土地。对于一个依靠土地获得财富的农业时代来说，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因此贵族通过占有地租也就占有了全国的大部分财富，这使贵族阶层成了英国的统治阶层，它为了本阶层利益而进行专制，具有强烈的排他主义特征。此外，通过长子继承权，贵族延续了财富和权力的集中，而一代代人的相传，形成了具有本阶级特征的政治意识、道德理想、文化旨趣和生活方式。这个时候，下层阶级处于无权的地位。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一种新的生产资料出现了，即工厂和机器。工业生产并不依靠天时，也无需占据大片土地，不过其单位产值却比土地农业高得多，使得社会财富的一部分被一个新兴阶级所占有。这个阶级便是工业家群体或者中产阶级，它占据的社会财富份额随着工业扩张和技术提高而越来越大，最终使中产阶级成为一支巨大社会力量。中产阶级还通过购买、收取抵押、债权等方式，将属于贵族的土地越来越多地转移到自己手中，削弱了贵族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随着1832年和1867年两个《改革法案》的颁布，中产阶级获得了选举权，从而瓦解了贵族的排外主义。
行业垄断方面的情形也是如此。以前的英王政府拥有一项不可小视的行政权力，即授予特许经营权。1609年成立的弗吉尼亚公司在获得皇室特许经营权以后，垄断了后来的美国南部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贸易权，专营棉花、烟草和糖等经济作物，使得其他投资人无权进入这一市场。随着十八世纪末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英王政府失去了美国，也就失去了这一地区的特许经营权。
地方保护主义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冲击。1815年托利党(1831年改名为保守党)贵族土地所有者还能迫使议会通过《谷物法》，以对欧洲大陆谷物征收高额进口税来保护英国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然而，辉格党(1831年后被称为自由党)自由派上台后，于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代之以自由贸易政策。
发生在十八世纪末与十九世纪初的这几件似乎无关的事件，是亚当·斯密等更早一些时候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由市场理论的实现，它们在瓦解等级制、推动社会平等方面的巨大作用丝毫不亚于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市场不仅要以人身平等为其前提，其自身也促进了平等，并培养了一种深刻的平等意识。尽管以交换价值为原则的市场模糊了人的个性，甚至把人也作为一个可被计算的量，然而平等本身就具有量的特征，例如民主制就代表了大多数选民的利益。很难设想有一种建立在质的基础上的民主制，因为质是一个难以测定的范畴，而且既然是质，就意味着等级。从某种意义上，市场需要的恰恰是一种均质，它以交换价值作为其运转原则。
奇怪的是，当人们要求进入市场时，他们以平等作为护身符和入场券，而一旦进入市场并在市场上获利，就转而开始要求某种等级制。这说明人并不是天生热爱平等的，当他要求平等时，他往往处在社会等级制的下层，而当他爬到高处时，他就要发明一套等级制了。实际上，追求不平等才是人的真正激情，它的隐蔽源泉在于个人想获得社会优越感的渴望。由于市场瓦解了基于门第、阶层和宗教信仰的封建等级制，因此，新出现的市场的等级制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因为这种等级制的基础是商品消费，而不是血缘和门第，甚至也不是商品生产。
就在英国市场经济逐渐建立并完善的十九世纪上半叶，从先前的土地贵族那儿出现了一个独特的新阶层，即“贵族”或“绅士”，他们通常是旧贵族的后代，其中大多数人毕业于剑桥或牛津。如果说这些贵族气很浓的学校不曾教给他们多少实际的知识，那么，在培养其精神品位和举止风度方面倒是一点不差。他们的“贵族气质”与其说得自于遗传，毋宁说得自于培养。1800年到1830年出现在伦敦的这些人(即“纨绔子”，但这不是贬义)已经很难用以“贵族血缘”来获得社会优越感，因为从整体上来说，贵族阶层在中产阶级时代已经失去了政治特权，经济上也已江河日下。贵族阶层想要重新获得失去的社会优越感，或者说重建一种社会等级制，就必须找到新的基础。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这就是文化品位和生活方式。当别的阶层为生计而忙碌时，他们早已在剑桥和牛津接受了专为贵族子弟设立的高等人文教育。那时的剑桥和牛津实行的是“通才”教育，即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七种自由艺术”。这并不是实用技能教育，甚至其中的算术、几何和天文都是作为“哲学”来教育的。显然，往往只有一门实用技能的其他社会阶层人士不如他们那样能写会读，深知说话技巧，气度不凡。此外，对这些人来说，在剑桥和牛津，还有一种更重要的课堂外的教育，即贵族学生之间因互相攀比和暗中竞争而逐渐精致化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对1800年到1830年的那些人来说，更重要的恰恰是那种集闲暇和品位于一体的贵族生活方式。他们大多数人在剑桥和牛津时并没有读过多少书，倒是培养了对谈吐、服装、举止的讲究。
他们发现通过展示谈吐、服装和举止方面的高雅，就能轻而易举地获得社会优越感。中产阶级潜意识里对贵族的自卑感帮了这些人一个大忙，而他们不会不去利用这种自卑感。他们当然不会选择中产阶级的强项(例如实际能力、进取精神)来与之一较高低，而是选择中产阶级的弱项(例如文化品位、生活方式)。甚至，中产阶级的每一个强项都被他们当作一个弱项进行解释，例如“实际能力”变成了“唯利是图”，“进取精神”变成了“贪得无厌”，等等。中产阶级的这些品性被1800年到1830年的那些人用一个词来加以概括，那就是“粗俗”。这些人本身主要靠地租、利息、赠与、遗产甚至借债生活，无所事事，但他们把无所事事当作一种“高雅的闲暇”状态，并且在闲暇中发展了一种艺术，即关于“品位”的艺术。确切地说，他们是布哈林所说的那种食利者阶层，失去了进取的冲动，远离了实际的商品生产过程，成了一个抽象消费的人群。
然而，使1800年到1830年的那些人别具一格的，也是对后来的时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是他们发明了一种特别的商品消费方式，即奢侈，确切地说，是一种新类型的奢侈。与德国经济学家桑巴特描绘的早期贵族的奢侈不同，新的奢侈并不表现在数量上，而是质量上。如我在前面提到的，早期的贵族大多是土地所有者，占有了社会财富的大部分，因此那时的贵族的社会优越感并不是针对其他社会阶层的，而是针对贵族社会的其他成员的，因而这种意义上的奢侈表现为对奢侈品占有的多少。
桑巴特给奢侈下了一个定义：“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奢侈的目的不在于享用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享用其象征价值，为此甚至还毁坏其使用价值。例如萨克森宫廷居然用910件精美瓷器来装饰一条短短的走廊。而法国的孔蒂亲王为了表示对情妇的不满，把本来要送给她的一颗钻石砸碎了。宫廷开了奢侈的风气，因为宫廷想以恢宏的气魄震慑贵族。不过，贵族也随即模仿宫廷的奢侈。我们来看一看其中一个名叫巴松皮埃尔的有代表性的人物，为参加一个庆祝会，他花了1万4千埃居预订了一套金线织物的服装，上面绣着棕榈树叶，缀着重达50磅的珍珠。另一个著名人物，黎塞留元帅，因孙子把他馈赠的一袋金币原封不动地送回来而非常恼火，顺手把钱袋扔出了窗外，对奢侈的这种狂热，并不是天生的癖好，而是一种处心积虑，即为了获得优越感。正是这种动机，使许多家道中衰的的贵族宁可抵押地产和房产也要借债过奢侈生活，因为奢侈已经成为一种地位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