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我在图书馆的日子里
作者：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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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友
在施埔前路七号只有短暂的两个月。经济上的麻烦是我离开这里的直接原因。家庭的状况是每况愈下。我的大姐作为当时家里主要的收入者，经过一番为难后，终于明确地告诉我，她再也支付不出我所需要的大约每月一百元的生活费了。对此，我是难过的，作为我深重敬爱的一个家庭成员，我理解她的难处。
我离开这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对长期看不到前途的生活的试图摆脱。和那些青年学生的交流，是不会有什么现世的结果的。我以为，要回到家里，沉静地思考下一步的出路。
在萧条冷清的家里，面对马克思的头像，我和一些偶然结识的朋友，开始通信了。谈论文艺似乎是我们通信的主题，但排遣愤郁的心事、表现自己改造社会的决心，却是我当时下意识的目的。在大约三个月的大量通信的日子里，我大约和十个人保持联系。我的朋友小卓，以及华南女子学院的一个在校学生，是我主要的笔友。
我和朋友大量通信的习惯，从十四、五岁开始。在我还是一个在校的中学生时，我曾经和一个文学青年，进行了长达一年，数量上百封的通信。渴望表达是我一生的形态，但从没有像这时这样需要过。
寓所的楼下，有一个我的信箱。每天下楼，三五次地翻阅信箱，是这时的习惯。邮差每天来两次，带来厚厚的信件，而我，几乎一接到信件，浏览一遍后就开始回信。我的笔友的来信，谈的通常是读书的观感，而我总要把话题给蔓延开去。对中国历史的探讨在回信里面开始了，包括均田制和财税政策的评议，主要得益于《中国农民负担史》的阅读，而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对立，作为中国历史的主题之一，更是我回信里经常的话题。
日子沉郁着。很难说通信对我来说，这时是什么。然而，几个青年却热烈地回应着。其中，小卓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青年，对于历史，他并没有什么了解，但是通过一些词汇的接触，却发掘出历史的暴力与美的质感。他迅速地把这些写进了他的诗歌，一段时间里，他的信函总是最厚的，不仅有信，还有对文化进行纵深探索的诗歌原稿。此外还有几个青年关注起学术的话题来了。大约两个月以后，一个小小的交际圈，终于形成了。有人——我忘了确切的是哪一个——提议把通信演变为定期的沙龙，这个提议被最热烈地回应着。
当时小卓住在离省城大约一百里地的一个小城，此外还有几个，也不住在省城。而住在省城的，都和我差不多，没有自己的客厅。我们提议一个月一次聚会，而地点，就只有放在师范大学一带的随便哪一个茶座或者小饭馆。后来，因为我认识一个小咖啡馆的老板，就决定把那里作为地点。
第一次的聚会来了七个人。另外三位，虽然早有约定，但因为经济的原因，没有办法到省城。——我们当时几乎清一色的赤贫——虽然很多人还是第一次见面，但同样的困苦和对改变自己处境的决心，使我们的交谈空前热烈。当天晚上，我们是那个咖啡馆最后一批离开的客人，在老板收拾店堂时，自发地把凳子放到了桌子上。然后，又带着一些啤酒，到几个人住宿的鸡毛小店，继续交谈。
类似的聚会还有几次。人最多的一次，聚集了大约十三四个人，因为一些笔友带来了他们自己的朋友。咖啡馆的几张桌子拼接了起来，才挤挤地坐成一团。清一色的福建籍，清一色的不满二十岁，也清一色地赤贫。
正是在和他们通宵达旦的交谈中，一个想法，渐渐地成型了。后面几个月的、日渐稀疏的通信里，一个地名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那就是——北京。
“到北京去！”
“到北京去！到北大去！”
在我卧室的马克思的头像下，这年9月，我产生了到北京去的想法。产生这个想法，得益于前一阶段的热烈的聚会，也得益于我在施埔前路七号时的室友。在离开施埔前路后，我仍然偶然地去看望他。这个攻读教育学的质朴的学生，一直在关心着我的学习和前途，在我和他同住的时间里，他就对我有各种的建议。这时，又支持着我的这个想法。对我自己来说，这也是必然的结果。毛泽东的京沪天地，早就在我的印记里。北京，是所有政治的、学术的、文艺的“冒险家的乐园”，这是我对北京最初的、浅显的理解。
北京，又首先是北大。那是有着未名湖、红楼、三角地和严复、蔡元培、毛泽东、李泽厚的地方，是在遥远北方的传奇，一个民族的光荣，梦想的汇聚。毫无疑问，它是我心中的那时北京的几乎全部。——我后来当然地并没有在北大学习和生活，但，也时常地在未名湖边，听讲一些课程，并且和一些富有使命感的北大青年，成为朋友。北大，仍然是我获得一些重要启蒙的特定地点。
“到北京去！”是我整个图书馆时期最明确的一个口号，我把这四个大字，贴在马克思的头像下面。至于用怎样的方式到北京去，则是当时还不能确定的。
这样，这一年的九月末，更为刻苦、贫困、艰难的图书馆日子开始了。而和以前不同的是，这一次，面对的书籍不再是我天生关注的人文和社科类的，而是我一年多以前极力躲避的中学课本，因为，通过高考而实现到北京去、到北大去，是最被人理解和最体面的方式。在离开学校一年又四个月后，我又加入到了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备考学生中去了，值得一提的是，我的中学同学，也都在其中，和我一起准备着九个月以后的高考。
大量的习题、要默记的大量内容，一个个的英文单字，从前期的图书馆到这时的图书馆，多少地有些荒诞。一个已写出了对《红楼梦》、金庸小说等较为精彩评论的人，这时要去注意八股式的、千篇一律的议论文体的写作规则；通读了《资本论》和《法兰西内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现在要去硬着头皮理解所谓“马哲”。这当中，只有数学的自学是令人愉快的事，在接触过包括微积分等理论后，对平面解析几何、数列等的兴趣更大了。
但不管是哪种情况，我都只能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了。图书馆的一些管理员，因为和我长期的照面，多少地有些熟悉了。对于我借阅书籍类别的极大变化，产生了疑问。而在我告诉她们我的打算后，态度往往立即地变为积极了。这些有人情味的人——大多是一些女性——给了我许多鼓励，此后，我所需要的各种书籍、材料，都能最尽心地帮我找来，时时地向我介绍各种编写得较好、被借阅次数多的参考书，而这也给了我一些触动，开始和图书馆里的一些老读客有所接触了。我，不再是图书馆里的那个苍白着脸色，沉默的、独来独往的读客了。
但，一天九个小时的读书，而且所读的，还是自己实在说不上有多少兴趣的书，没有限时的压力，也没有可比拟的、或者作为示范的同窗，懈怠就极容易产生。没几天，嘴上就起了大燎泡，还有一段时间的便秘，用以应付的，是大量地喝水和连续地服食牛黄解毒丸。而通过一两个同学搞到的试卷，进行对自己的检验，则是克服懈怠的好办法。
不久后，读书的时间，就由白天改成晚上了。一个通宵一个通宵的自学开始了。除了每天的吸烟，从一盒变成一盒多甚至两盒外，确实效率大大地提高了。有时，一个夜晚能够解几十道的数学题目，熟背百来个英文单词。这时，我已经从施埔前路七号搬回了家里，通宵读书的习惯，使我的母亲每天在晚餐后，都要单独地为我做上一大锅的稀饭，稀饭配榨菜，又香又省事，在间隙的休息里，可以吃上两三碗。但，致命的营养不良，和到现在越来越严重的呼吸道疾病，都是在这时埋下病根的。
致命的苦读，有时一直到早起人们开始锻炼的时候，甚至小摊贩已经沿街叫卖的时候，才匆匆擦洗一把脸，睡上三四个小时。在中午刺眼的阳光，透过窗帘，将我弄醒后，沿江边散步上一两个小时，是一天的最好的休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