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
作者：蔡 翔 刘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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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我感觉有这样一个问题。像美国的黑人，作为一个外来的民族，一个作为低等民族存在的民族，它本身有自己的文化，由于本身的受压迫地位，他们会有很强烈的反抗欲望，反抗手段之一就是要竭力保存自己的文化，不使自己的民族被同化。这样，他们就有一个保存自己文化的强大动力，他们的优秀文化也就保存了下来。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绝大多数都是汉族，底层的绝大多数也是汉族，这些同族的底层，由于文化本来就是同一的，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阶层，他们的文化都是来自上方的灌输，更不用说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了，所以，中国的底层没有保存自己的文化的动机，我觉得中国底层要有自己的文化是很困难，知识分子要发掘底层文化就会更加困难。
蔡：底层文化一旦流失，他们接受的只能是上层阶级的那一套。
刘：您觉得真正的属于底层的、比较典型的底层文化是怎样的一种形式？比如地方戏曲？
蔡：我觉得也不一定。这个很难定义。它完全处于一种自发状态，没有任何的记录，都是自生自灭的，而且分散在各种文化或艺术形式当中。我觉得要总结出这样一些特点是非常困难的。
刘：我的家乡是江苏丰县，是江苏省最北也最穷的地方，那里的经济到了什么程度，一个县城的四个电影院全部空关，从大概1997年开始就再也没放过电影，就因为财政困难，文化部门无力从徐州的上级文化部门购买电影拷贝，其“人民”文化生活的荒芜可见一斑。我曾经到县文化馆去过，1990年代初还相当红火的馆内已经是一片荒凉，办公室里杂乱地摆着几张桌子，桌上是厚厚的灰尘，一副长年无人上班的样子。但是，那些基层官员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就想出一个省钱的方法，下令让县里各乡、各单位轮流出节目，然后做表演。他们在空关的人民剧场前搭起一个高台，有些类似到农村做轮流演出以赚些粮食糊口的戏班搭的那种“舞台”，然后，节假日进行演出活动，有时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在上面表演节目。表演是露天的，不收门票，不强制人观看。县电视台就宣传本县人民的文化生活是何等丰富。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虚假繁荣的背后其实是经济的萧条与文化生活的极端匮乏。但是，我有一次回家，看了一次这样的演出，却发现有不少属于底层的东西。比如，经常有一些纯粹的民间艺人被请去做一些见真功夫的表演。我当时就看到一个中年妇女口里含着插上了十八根蜡烛的四层灯架，口词清晰地唱大鼓戏。还有一个民间艺人用鼻孔吹唢呐，口中含着四根香烟。不知道这些东西算不算属于底层的文化？是不是现代经济的“落后者”反而复兴了底层的文化？
蔡：这其实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用不太恰当的话说，现在有种文化殖民现象，强势阶层利用各种资源将自己的文化强力推行给其他阶级。另一个问题是，国家意识形态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力改造底层文化。这个问题又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国家利用权力把底层文化纳入主流意识形态之中；另一方面，它又保留了一些形式，比如过去的文化馆、文化站、公社宣传队，这些形式应该重新考虑。人们仍然可以利用这些形式表达自己的文化诉求。我当初插队的地方离你的家乡不远，应该属于同一个文化区域。他们也有宣传队为乡民演出。当地有一种泗洲戏，类似北方的梆子，音乐带有更多的悲怆、高昂、激越，这些曲调既可以被农民在耕田时自己演唱，也可以被利用来为政府宣传。我的意思是，一方面权力通过自己的方式改造了底层文化并把它纳入自己的意识形态范畴，另一方面它也留下了一些形式，形式是有它相对独立性的。我觉得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怎么样打开另外的底层表达自己的渠道，倒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问题。而它的前提则是，我们怎么样重新走进人民。
底层研究的方法问题
刘：“底层”一词在1990年代初出现在中国并进入了学术界，它意味着一种不平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注意，但是，这种“注意”多是从上而下的单方面“关怀”，底层只是“被说”，他们的真正需要却被忽视或掩盖了。印度底层研究开始较早，特别是以古哈为代表的历史学研究成果卓著，对世界底层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现在，以下几点比以前得到了认真得多的广泛承认，即：底层历史是碎片化的、不连续的、不完整的，底层意识的内部是分裂的，现在，问题不再是“什么是底层真正的形式？”而是变成了“底层如何被表述？”“表述”在此既意味着“重新表达……”，也意味着“站在……的立场上”，研究的主题和方法都发生了变化。新的方向之一是对文本作批判性分析。一旦“底层的表述”的问题被推上前台，整个底层研究就豁然开朗了。
现在，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处理知识分子特别是底层研究者的实际生活和地位与底层之间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一方面造成对底层生活的隔膜，不可能真正地去体验底层的真实生活；另一方面又会造成无意识中对底层的轻视。
蔡：关于方法，我没有太多的思考。我通过一些零星的介绍，比如李少君的文章，知道印度知识分子做得比较好，但我们没有系统的翻译过来的东西可以看。我觉得今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知识分子的“代言”问题。1980年代曾经讨论过这一“代言”问题，甚至有过批评，不能说当时的这种批评毫无道理。但是，这种批评，也带来了另一极端化发展，知识分子再也不以人类良心的“代表”自居，超越性变成了一句空话。知识分子退出代言人的角色后，退回个人，实际上最后指向了每一个具体语境下的个人的阶层性。也就是说，实际上他们仍在“代言”，或者是中产阶级，甚至富人阶级，只是不再代言底层罢了。现在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如何再成为底层的代表。这是对今天的知识分子的最大挑战。底层很难再拥有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经过知识的学习和一系列的文化训练之后，包括他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都与底层拉开了很大的距离。这里首先要从一个基本的地方做起，你要成为底层的代表，你企图让底层的声音表达出来，你能够做些什么事情？底层现在很难表达自己，在今天的知识格局中，它只能通过知识分子的叙事完成。那么，这又是怎样的一种叙事呢？我觉得今天有必要提出的是：知识分子怎样重新进入底层？底层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的状况如何？他们的利益诉求又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只有在真正进入底层的前提下，我们才能考虑研究方法，考虑怎样转述他们的声音。知识分子应该重新补上这一课。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刘：国外有三种表现底层的方法。一个是印度的从1980年代开始的底层研究，他们从研究底层是什么到研究底层是如何被表述的，他们现在致力于从官方的历史资料、作家的作品等文本中发现底层如何被表述又如何被扭曲的。第二个是斯皮瓦克，她也是印度人，她在《属下能说话吗》一文中对福柯、德勒兹等哲学家对弱势的忽视进行了批判，然后提出了自己的“代言”观：知识分子不必以代言人自居，能够真实地描述下层的生活足够了。第三个是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的教育学》中提出了知识分子深入底层进行“平等”教育的观点，并进行一系列的实践，试图以此消除压迫的复制，实现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从而也实现被压迫者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愿望。
蔡：他们说得都很好。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无论哪一种方法，哪一种立场，都面临一个重新进入底层的问题，你不能自己想象出一个底层，一个“学术”化的底层，仅仅成为一种研究。
刘：像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进行乡村调查，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也在更深入的层面上反映了农民生活的阴暗，这些算不算知识分子进入的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