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
作者：蔡 翔 刘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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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当然是。他们是社会学家，在这方面社会学家走在我们前面了。文学方面也有，比如王兵拍的纪录片《铁西区》，包括你刚才说的《中国农民调查》。但我觉得这只是第一步。我觉得从文学角度来说，怎么样来表述底层，是一个很大也是很复杂的问题。你不能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记录。倘若要成为文学，那么，需要克服的困难就很多，我们不能简单地回到左翼传统当中。这个方面我们有过教训，那就是粗糙的工农兵文艺了。当然，我们不能把工农兵文艺用“粗糙”这个词简单地打发掉。但是，这里面需要克服的难题的确非常多。在这方面，社会学及其他的学科可能容易一些，文学的难度很大，包括怎么考虑它的文学性，不是说这方面没有可能，但面临的挑战是很大的。
刘：我的几篇底层研究论文中提到了作家反映底层过程中精英意识对底层形象的扭曲，包括作家的观念对底层的富想象、婚姻观、审美观的扭曲。还有一些“新生代”作家在作品中经常不由自主地表现出自己很“穷”的意思，真正的底层却从来没进入过他们视野。这好像都是一种可怕的、整齐划一的观念掩盖了这些差别，让他们只顾及自己的“成功”与否。
蔡：我觉得你提出的是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文学研究的可能，它还不是文学写作本身。我觉得你这样一种方法，可能就是一种多文本并置的话语考察。这里面包含了另外一个命题：文学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知识分子是否能通过这样一种写作方式来表述底层。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可能性或者一种方法。比如在多文本的考察当中，就像你所做的那样，来讨论在知识分子话语背后，什么样的权力机制影响了他们对底层的表述。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写作方式来对底层进行表述。
底层的出现与现代性
刘：您在《底层》一文中对底层的看法并不完全是同情，而是包含着整体人格的批判。比如您写到改革前底层人格的高尚，穷人是诚实的标志。但改革后，底层也虚荣、自私甚至卑劣起来，你怎样看待这个变化的深层原因，包括社会原因和底层自身或者说是人性的原因？
蔡：底层，下层人民，对成功的渴望是最强烈的，因为他们已经被这个时代纳入到了一个共同的结构之中。在这一改变过程中，自然会产生许多扭曲。这种情况是社会强加给他们的。他们什么资源都不占有，但又被卷入这个“成功”神话当中，那种焦虑和扭曲就表现得非常强烈。这就是文化殖民的结果之一。整个社会的主流文化都在拼命强调“成功”，但是下层又是如此缺乏“成功”的资源。急于改变自己，不改变自己就永远处于社会的底层地位，就不能共享社会的财富。既是政治和经济的殖民，又是文化的殖民。
刘：在改革开放前，工人和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要高一些，但改革开始后这些都丧失了。
蔡：是的。经济和政治、文化资源都被剥夺了。不再占有任何资源，他们又要改变自己。所以除了政治经济殖民之外，还有一个文化殖民。他们的心态被扭曲得特别厉害。这其实就是你谈到的现代性问题。只有在现代社会当中，改变自己才会成为一种社会承诺。古代是封建等级制度，中国古代与西方一样，可以通过读书或者军功来改变自己。但一般来说，每一个阶层基本上还是被限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只有到了现代社会，阶级和阶级之间才出现了流动性。比如在中国，工人中间肯定会有破落地主，资本家当中也会有从乡村中走出来的农民。这种阶级间的流动性正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因为这种流动性才会使“改变”成为一种社会承诺，甚至夸大为一种文化神话。因为能真正改变自己的毕竟是少数。但毕竟还是有成功者，这就提供了一种可能，一种神话，一种承诺，甚至一种意识形态，这也使得文化殖民成为可能。以最简单的例子来说，今天很可能是底层家庭对孩子的读书要求最为强烈，潜意识里，也就是通过子女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样底层很难保有自己的文化特征。
刘：整个国家都在追求一种现代性。都要达到西方“现代”标准的文明程度，“现代”社会对于个人说，就是强调个体性，你可以追求个体的成功，不管你以前的地位如何，你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奋斗成功。它给人一种暗示，你的奋斗与以前的地位和阶层好像都没有关系了，只要你按这种观念去做就可以成功。
蔡：一方面是的确有这种可能性，有了这种可能性才可能有这种承诺。但是实际情况又是，成功的毕竟是少数，这样底层的心理就被扭曲的更厉害了。
刘：就好像买彩票，大多数都不会中奖，但总是会有人中奖，整个社会大力宣传的又是这些成功者，这就对占人口大多数的、渴望改变地位的底层有着极大的诱惑性。
蔡：一方面是因为可能性而引发的社会承诺，甚至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成功的毕竟是少数，两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扭曲，而改变自己的愿望也因此更加强烈。他们在不能改变自己的情况下，往往把这种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实际上，子女读书未必能改变底层的实际状况。比如一个农家供养出一个大学生，他或许能改变自己，但是他能把整个家庭都带出底层吗？但这种希望还是很强烈地延续了下去，最后这种“成功”就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可以不断生产和复制的符号。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底层的心态如何不被扭曲？这就是强势文化进行文化殖民的结果。
刘：蔡老师，我有另外一个想法。我觉得“底层”一词的出现是追求现代性的产物。您的《底层》是在1995年写的，当时正是阶级分化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从当时的经济发展来说，在世界看来，中国经济发展还是相当引人注目的，但从中国的知识分子看来，却是有着浓重的阴影，阶层的分化，底层的产生正是主要的负面结果之一。知识分子此时就要以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来反映这个问题。可不可以说正是整个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追求制造了底层，而有责任心的现代知识分子又根据现实创造“底层”这个词？
蔡：大概是吧。但是，这里面社会主义记忆应该是很重要的因素。
从资本主义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以推翻封建等级制度为自己神圣使命的。在这一点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组成了一个神圣同盟。这也是我们看到的法国大革命的内在涵义，第三阶级走上了街头。但是，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同时又在背叛自己的理想。就是说，它通过现代生产方式创造了自己的科层制，制造了另一套更加严密的等级制度。这样，它同时也在重新制造了自己的上层和底层。现代社会从第一天起就陷入这个悖论之中。我觉得现代社会本身的特点，一是阶级的流动性，产生了改变命运的社会承诺和意识形态神话，二是制造了更加严密的分层制度。这是一个悖论，正是因为这个悖论，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要求推翻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制度，这就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部分，平等和公正的诉求。
刘：我觉得社会越来越个人化，这种个人化也是底层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你可以尽可能取得个人的成功，它默认了别人的生存状态你没必要考虑，只要你自己能成功，就是合法的，天经地义的。
蔡：现代社会，无产阶级的自由也就是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对于个体的成功，说法是多种多样的，我看过一个调查，一个白领的回答很有意思，“我要努力多挣钱，这样才能维持我现在的消费方式，才能停留在我现在的阶层里面。”就是说，他的成功不仅包含着挣钱，而且包含着消费的方式，消费方式里已经包含了意识形态在里面。这是很典型的消费主义。
刘：现代世界似乎越来越走向两极，一方面是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个性的张扬，就是社会越来越个性化，强调个体的价值；另一个是人们越来越自私，人与人的交往中利益被摆在首位，无利可图的弱势就无人愿意关心，就连弱势自身也变得自私、无同情心，甚至是残忍，就是说，人们变得越来越非人化。在个性化与非人化之间，我觉得是现代性的追求起着根本上的作用。您怎么看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