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
作者：蔡 翔 刘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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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这也是当代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依据了。社群主义也是当代社会的一大思想潮流。当今社会的困难是，你怎样既拥有个人发展的可能性，同时又要考虑整个共同体内部的平衡。不能走一条绝对的、简单的二元对立的道路。刚才你说的那些，都是自由主义极端化带来的后果，甚至现状。当代社群主义与之相对立，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这就是思维上的两极。对我们来说，困难是，既要考虑个人的发展，又要注意共同体内部的平衡。对于底层问题，我们既要考虑底层的生存现状，又不能走极端。因为这是有教训的。走向另外一种极端就会导致绝对平均主义。在文学上，可能出现过去那种比较粗糙的工农兵文艺，强调记录，强调现实的反映，还是前面说的，不能简单地回到左翼传统。我觉得你进行底层研究是重要的，很有意义，但在研究的过程中还要反复地思考很多问题。
对底层研究现状的看法及知识分子的作用
刘：您对当前底层研究现状有什么看法？先从中国来说。中国现在只有零星的研究文章和一些社会学调查，从理论上研究的很少，更缺少系统性的大部头的作品。外国则是印度做得最好。
蔡：研究现状，我觉得社会学做得最好，比如北京的黄平、温铁军、陆学艺，上海的曹锦清，等等，还有你们华东师大的陈映芳，等等，都在做。但是在你这个意义上的研究，我的确看到的比较少。比如你刚才介绍的印度知识分子的那种系统的理论研究，国内就比较少。这与目前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有关系，比如，文学界现在就比较冷漠。现在整个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性，我们在讨论什么是先进生产力的时候，很容易剥夺其他阶级存在的合法性。工人农民算不算先进生产力？他们的合法性有没有因此而被剥夺？这样的简单、片面的理解会出现很多问题。
还有妇女问题。底层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性比较强的概念，相对于男权，妇女就是底层，相对强势阶级，工人农民是底层。我们在不同的语境下需要考虑不同的底层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最大价值，在于知识分子不论在何时都应该关注社会的弱势阶层，让他们的利益诉求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表达出来。
刘：我发现不少知识分子在质疑整个现代化道路，这个是不是也是研究底层问题的重要思路之一？
蔡：是的。具体一点说，比如说发展主义，如果过度强调发展主义，而不考虑其它的综合因素，就会造成大量财富向最少的一些人集中，使社会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通过底层这个问题，质疑现代化道路，质疑发展主义，是非常有道理的。这也是所有关注底层问题的知识分子背后的理论和理想依据。不然你研究底层就没了意义。
刘：现在好多批判现代化理论的学者，都把底层的产生、生存现状的悲惨，当成质疑“现代化”的重要证据之一。
蔡：是的。如果一个社会的发展需要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那这样的发展肯定有问题。我们理想的发展，应该是兼顾各方面的利益。
刘：我觉得，我们这样研究，真的要左右现实是很难的。好多人都问我，包括一些博士生、教师都问我，你们这样研究，这样批判社会又有什么用？
蔡：我觉得还是有作用的。要不是知识分子反复地讨论“三农”问题，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怎么会下来？我觉得知识分子一方面不要太狂妄，另一方面也不要把自己的工作价值贬得太低。去年孙志刚事件也是一个例子，如果没有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奔走和讨论，怎么会惊动整个高层？我们很容易走极端。一方面，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个人化倾向，但另一方面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很有社会正义感和责任感的。
刘：我家乡就在农村，回家时就会看看，但发现他们的生活就没发生明显的变化，税还一样交，各种费一样出，穷人受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少，高昂的教育费让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让孩子弃学。
蔡：慢慢地会发生改变的。社会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每个知识分子都通过自己的专业方式来逐步地影响社会，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整个社会。如果是这样，就成了左派幼稚病。左派幼稚病的后果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刘：是的。是不是可以说，尽管知识分子起作用的过程是比较漫长的，但是，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抗争，现在的社会状况要比以前更糟。比如底层问题，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不停呼吁，农民、工人就不知到什么地步了。
蔡：就是说，最起码，知识分子的存在使得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没办法获得它的合法性依据。如果大家都退守个人，那么，这些不合理的东西就名正言顺了。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就使那些利益集团如坐针毡，找不到他们的合法性支持。知识分子能做到这一点，不给这些利益集团一点正名的可能性。不然的话，所有的东西都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了准则。
刘：我常常感觉，做出的东西没有人看……
蔡：这也是知识分子容易悲观的原因之一，文章没有人看。我觉得，任何一种文化，包括文学，对社会的影响需要通过许多中介环节。过去我们老认为文化包括文学能对社会产生直接作用，比如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文学走向通俗化道路，比如《白毛女》、《兄妹开荒》，其背后就是文学能对社会产生直接作用这一理念。比如1980年代的文学，你能说1980年代的文学没有一点作用？就是今天的广告，你都能发现不少1980年代文学的痕迹，比如“人性的尊严”、“以人为本”，这些用词不都包含在1980年代文学里面吗？它通过不断的转换，才会慢慢生成一种影响。当然，这一影响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另一个问题。在今天，批判知识分子的工作，是通过——我比较强调专业——他的专业方式，影响人和社会。当然，我所说的专业方式，决不是指的那种“一己之私务”。至于能起多少直接作用，那不是我们能够考虑的问题，但是相信他们的工作通过各种中介环节会渐渐产生影响。比如社会学家，他们有大量的社会调查，大量的数据统计，然后通过发表，通过学术刊物的发表，再通过别的渠道，才会慢慢渗透到国家政策的调整上。这都是经过很多中介环节的，不注意到这些中介环节，就会产生两种后果：一个走向是走向简单甚至极端，另一个就是放弃努力，退回到个人。
蔡翔，评论家，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神圣回忆》、《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等。
刘旭，学者，现居上海。曾发表论文《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