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
作者：蔡 翔 刘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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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底层概念
刘旭（以下简称刘）：我们先从您的散文《底层》谈起。您的《底层》是国内最早在今天的意义上提及“底层”的文章之一。您当初是如何想起用“底层”这个词来指代城市的社会最下层的？
蔡翔（以下简称蔡）：当时我写这篇散文，不，还是说写这篇文章吧，现在回想起来，是在1990年代“人文精神”的讨论之后，市场经济已经开始正式启动，一部分知识分子非常敏锐地注意到了社会的重新分层，特别是文学界，比如李陀、张承志、韩少功，等等，尽管不是很多，但已经开始关注。我想，我只是其中之一罢了。写这样一篇文章，具体的写作情景已经记不清了，除了因为现实的刺激乃至回应，我想，更多的，可能还是某种“记忆”的缠绕。对我这一代人来说，记忆对于书写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现在，有许多人都在谈论“社会主义记忆”，比如薛毅，然而，这种“社会主义记忆”对我们来说，实际上又显得非常复杂。比如说，对十年“文革”的专制主义的记忆，这种记忆推动我们投入到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追求一种个人权利，直到今天，我还觉得这种记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实事求是地说，我们这一代人，多少都经过了自由主义的思想洗礼，比如今天所谓的“新左派”，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们身上还是有着自由主义的影响痕迹。而且，就是现在，我也坚持认为，自由主义里面，还是有许多值得我们继承的思想遗产。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记忆，那就是社会主义对平等和公正的承诺，对大众，尤其是对工农阶级的承诺。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相互对立又相互缠绕的记忆之中。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这两种记忆都是存在的。我们把现代化，包括把市场经济理解为一种解放的力量，理解为自由、平等和公正的实现保证。但到了1990年代之后，我们才突然发觉，这样一种社会的发展模式，实际使我们的理想和追求化为梦想。应该说，是张承志较早地复活了“穷人”和“富人”的概念。我想，当时的写作，与我们的记忆是有关系的。在这样一种记忆的驱动下面，我们在关注现实时，就会重新走向批判知识分子的立场。
但是，我也无法回避另一种矛盾，或者说，另外一些记忆。我这一代人的出身和经历，有一种天然的平民主义倾向。但是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尤其是1980年代接受的文学训练，潜意识中，已经有了文化精英主义的“刻痕”。我没必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多么坚定、多么纯粹的人，尽管，这是我所向往的。文化平民主义和文化精英主义，在我身上可能是纠缠不清的。这种纠缠，使得我在叙述底层时会出现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所以我在文章的结尾说：“我为自己虚构了许多的神话，然后，我看着我的神话逐一破灭。我走出我的神话，我不知道我该走向哪里。”它多少反映了我身上内在的冲突、彷徨和茫然。在这样的纠缠当中，在当时，我想我能做的，只能是比较真实地呈现我自己，而很难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现在还是这样。所以回过头来看今天的关于“底层”的讨论，比如，你的采访提纲，我就觉得你们的思考要比我深入得多，也深刻得多。这么多年过去，再看我这篇文章，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
刘：蔡老师太谦虚了。刚才您说张承志最先复活了穷人和富人概念的记忆，我觉得您这个提法可能对底层问题的提出，对您的散文都很重要，您能不能再详细地谈一下？
蔡：“穷人”和“富人”概念的复活，是指我们重新看到了阶级的存在和出现。“阶级”这个概念，在1980年代一度少有人提及，我们当时很天真，以为阶级是可以被现代化，甚至市场经济消灭的。但是，在1990年代，我们重新看到了阶级。阶级这个概念的复活，实际上也使我们许多的记忆，包括某些理论，也复活了。比如马克思主义，直到今天，它也仍然是值得敬仰、值得重视、值得研究、值得继承的思想遗产。
刘：“底层”一词源自葛兰西，在曹雷雨等译的《狱中札记》中，此词被翻译成“下层阶级”、“下层集团”。但是，葛兰西的底层理论实际仍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通过论述底层在各种统治中的作用而论及底层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取得霸权的问题，就是说，葛兰西的“底层”首先是作为一种革命力量存在的，而底层的其他方面是被置后的。几十年后，底层研究较为深入和全面起来，对底层也有了一些学术上的定义，如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在职业类别的基础上，依据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这三种资源的占有程度，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进行划分。底层很少或基本不占有上述三种资源，其来源主要是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这样，中国要有百分之七十八以上的人口都被划为底层。您对这种划分标准有什么看法？
蔡：我还是比较同意这个划分的。过去我们一般都是以经济资源来划分阶级，陆学艺提到了组织资源，这实际就是指权力。我们已经看到权力在生活中是怎么起作用的。他同时更重要地提出了文化资源。特别是今天，已经是知识经济时代，占有了文化资源同时就有可能占有经济资源和组织资源。今年的《当代作家评论》第二期就要发表我一篇文章，就是讨论当代知识分子怎样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而成为一个新的利益集团，或者干脆说，就是新阶级，这个新阶级，对当代社会的影响以及同其他阶层的关系。从这个角度上说，由于这一划分标准，同时确立了你所说的“底层”，就是基本不占有这三种资源的社会群体。因为这种资源的划分和占有情况，也使中国的贫富两极的分化情况特别严重。从文化角度来说，对社会的影响更大。
刘：您的影响是指他的这种社会划分的影响很大？
蔡：是的。今天的转型过程中，最大的神话就是“成功”神话，许多调查都发现，现在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把比尔·盖茨当成自己的追求目标。这就是文化资源，也就是，通过教育，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它隐含的命题就是默认了现存秩序的全部合法性。
刘：我记得以前您推荐我看过古德纳的一本书《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书中就详细地分析了新兴知识分子成为一个新阶级，成为“文化资本家”的过程。
蔡：整个的底层都进入了一个梦想。他们认为通过占有文化资源，也就是读书，就能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这种梦想同时意味着，底层已经接受了来自统治阶级所给予的全部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形态。就是说，他们不仅要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还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进入上流社会，起码是中产阶级。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把它意识形态化，就会造成这样一个后果：底层永远不会再拥有自己的代言人。这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一个隐患。一旦知识分子进入这样一个利益集团之后，一切就都与底层划清了界限。所以，我看到那么多的年轻知识分子能参与到这个讨论中，就觉得特别可贵。这一点，印度的知识分子做得比较好。
刘：您觉得这样一个定义，从学术化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什么问题？
蔡：“底层”本来就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
刘：就是说，陆学艺的定义就是一个比较严谨的学术化的定义。
蔡：当然，这是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如果综合考虑，牵涉到文化等等方面，情况可能比较复杂。我关心的，主要还不是定义，比如说，美国的黑人，他们是社会的最底层，但是他们的文化却进入了社会主流，音乐、体育，等等，或多或少，都从黑人文化中吸取了养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知识分子要做的事情有很多，最重要的，当然是有没有可能打开多种渠道，使底层的利益得到充分表达，不再成为一个“沉默的大多数”。这一“利益”，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也是文化的。现在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是对底层的双重的阉割和篡改，没有自己的文化，底层很难正确传达自己的声音。这个问题很复杂，以后可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