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透过《大象》看美国校园枪击案
作者：沙 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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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风格在《科伦拜恩的保龄》中得到贯彻。在影片的开始部分，迈克尔·摩尔即借用全美长枪协会的宣传片用语“别有用心”地强调指出：“本片由全美长枪协会荣誉推荐。”
在影片中，通过把对俄克拉荷马爆炸案和科伦拜恩高中屠杀案中涉及的有关人员的采访片段与新闻报道、演讲，以及一个十六岁男孩买走一家商店中所有弹药的过程，和流血暴力事件有关的片段交织剪辑在一起，摩尔显示了恐惧如何深植于美国人的精神内核之中——美国社会比其他任何社会，更极端地在它的文化中孕育着一种强烈的妄想症。而主流媒体，尤其是实行煽情主义策略的电视新闻报道更推波助澜，它们使人的心灵打破平衡，并且使恐惧和暴力之间构成无法消除的恶性循环。
摩尔称他的作品是“对从科伦拜恩高中案到后9·11时代的美国文化中潜在的恐惧心理的一次诙谐审视”。
这是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
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恐惧和愤怒的理由。
在痛定思痛的反问中，受伤的头脑很容易变得混乱不清，不着边际，在找到答案的过程里显现出逻辑上的毫无头绪。摩尔在纪录片中却保持了相对的冷静和客观，他的思维不仅仅拘泥于事件本身，陷入围绕具体问题的争论而无法自拔，他努力进入引发事件的社会内部，发掘隐藏在更深处的伤口和真相。
出现在摩尔镜头下的两位采访对象尤其引人注意，他们分别从正面和反面论证了摩尔提供的答案——杀人的不仅仅是枪，杀人的是美国社会，这个社会所孕育的黑枪文化和恐惧心理。
第一位接受采访的是南卡罗莱纳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巴里·格拉斯纳，他曾经在校园枪击案发生的当年出版了一部专门分析美国人集体恐惧感的畅销书《恐惧文化》，这本书的副题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害怕这些：犯罪、毒品、少数民族、少女妈妈、儿童杀手、细菌变异、坠机、公路杀手，如此等等”。他强调了“恐惧”已经不是某一个人害怕什么的具体问题，而是弥漫于全国上下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格拉斯纳以大量的调查证明，所有这些恐惧都建立在一种对上述悲剧过度放大的数字上，是某些人和机构一连串长期而巧妙操作的结果——政治家利用选民的恐惧赢得选票，商人利用顾客的恐惧赚钱，媒体利用读者的恐惧提高发行量……格拉斯纳引用冷战时期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话说：“能让群众动容的只有恐惧，而不是爱。”
正是这种恐惧造成了美国人的心理脆弱，过分紧张，神经质。一点不痛快就感觉与整个世界为敌，于是用暴力冲撞恐惧。
作为对格拉斯纳教授的呼应，摩尔在影片中用一个卡通小片形象生动地展示了一段美国人的“恐惧史”：最初“五月花”号就是带着对英国的恐惧来到美洲，刚刚踏上土地的白人对土著印地安人的敌意，导致了大规模的开枪屠杀；印地安人之后是贩运黑奴，黑人人口的逐渐增多又形成一种心理上的威胁，再次令美国人感到害怕；半自动步枪发明后，新式的杀人武器成了平衡恐惧的解决办法；林肯总统解放了黑奴，恐惧再次袭击白人，他们认为一切罪恶都是有色人种带来的，于是通过立法，成立了枪支协会，似乎只有这样才感到安全。
影片中出现的另一位引起关注的采访对象正是全美长枪协会主席查尔斯·赫斯顿，他在科伦拜恩和蒙特克里斯发生枪杀事件后不久，仍然按计划访问了这两座悲情城市，为枪支的拥有和贸易推波助澜。当迈克尔·摩尔向他问及此事时，赫斯顿没有流露出丝毫怜悯，不动声色悄然离去。在他的身后，数以百计的示威群众手举逝去的年轻学生们的照片表示哀悼和抗议，而导演摩尔，则手举着枪击案中死去的一名六岁女孩的遗照向他追问。
查尔斯·赫斯顿拂袖而去，是因为他知道在美国，禁枪是违宪行为。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容侵犯。”全美长枪协会反对禁枪的理由之一是：杀人的不是枪，而是人，因此这是人的问题，不是枪的问题。理由之二是：持枪是公民的“人权”，不可放弃，不可剥夺。财大气粗的长枪协会代表着军火商、射击和狩猎爱好者的利益，他们在国会有着强大的势力和举足轻重的影响，自然不怕责难。即便如此，对于摩尔在片中所揭露和展现的，查尔斯·赫斯顿仍然无力反驳。迈克尔·摩尔清楚这最终的原因，就像他自己总结的：“这就是二十一世纪初的美国自画像。”
事实上，就在惨案发生的一个月之内，5月14日，母亲节，美国各大城市同时爆发了“百万母亲大游行”。在首都华盛顿，十五万母亲在中心广场集结，然后一路进发，走向国会山，向国会象征性地递交了一封请愿书，要求尽快针对枪支泛滥的情况立法。在芝加哥、纽约、洛杉矶等地，母亲们走上街头，表达了同样的愿望。百万母亲大游行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施加政治与舆论压力，呼吁美国社会重视枪支泛滥成灾酿成的恶果，要求通过禁枪法案，还给孩子们一个安全的空间。
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发生枪击案的科伦拜恩并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它的支柱产业正是军火业，专门制造远程导弹，当地居民或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导弹的制造者，据说两位少年杀手的父亲就是军火厂的工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卷入战争。当导弹在陌生的土地上爆炸时，他们也需要为死亡和鲜血背负道义上的责任。
真相的三分之一
在迈克尔·摩尔拿着《科伦拜恩的保龄》到戛纳去参赛的同时，加斯·范·桑特终于有机会实现1999年的那个愿望，在影星黛安·基顿和HBO电视公司的帮助下开始了他的电影《大象》的拍摄。由于事先的准备充分，就是说对于影片的内容和结构桑特已经成竹在胸，所以只用了二十天的时间便拍摄完成，这是典型的低成本小制作电影，除了两名成人演员外，全部采用来自校园的中学生，扮演他们自己。很多台词是这些非职业演员自己突发奇想，即兴添加的，桑特给了他们充分的创作自由，让他们淋漓尽致地发挥，惟一的要求是让他们按照自己的生活经验塑造角色，目的就是要还原再现一个无比真实的校园。
在长达一百二十分钟的时段里，观众被桑特的镜头带进美国普通的高中校园里，镜头流畅简洁，干净而且精炼，让人感觉到一种有意无意的纪录片式的风格。导演显然是要尽可能真实和客观地表现事情的整个过程，事件发展的来龙去脉，而避免发出自己的声音，避免加入自己或者舆论中的主观判断。也就是说，电影里的故事没有情节，镜头下的人物也没有过多的情感流露。没有起伏，没有意外，没有戏剧性的冲突。这和其他一些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比如索德伯格的《永不妥协》，比如奥利佛·斯通的《刺杀肯尼迪》有所不同，前者是以主人公命运张力作为情感基调，后者是以作者对事件意义的主观引导作为发展线索，而这部电影却既没有核心人物命运的揭示，也没有对事件原因和影响进行全景式的分析，导演的叙述看上去甚至是漫不经心的，绝大多数人物也都在不停地好像漫无目的地游走，平淡的校园生活以一种意识流的形态呈现，异乎寻常的平静和克制让整个画面充满了令人期待和焦虑的张力。
可以感觉得到桑特拍摄过程中的激动，和他对于校园里发动和卷入枪击案，案件中伤害别人和受伤害的人的强烈感情，尽管他始终保持着不动声色的姿态。这种情绪不是在画面中泄露，而是在运动的镜头的节奏中流露。那是几乎和心跳同步的节奏。“历史上的美国校园，从来都没有过这么多的枪声响起，我只想通过这部影片试着反映一下年轻人走进校园时的精神状态。”
这个目的他达到了，并因此和《科伦拜恩的保龄》形成完全不同的风格。戛纳是不会平白无故地给相同题材的两部影片颁奖的，事实上，由于叙述风格的大相径庭，以及切入角度的不同，《大象》和《科伦拜恩的保龄》完全可以被看成是两个故事，或者是一个故事的两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