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梦回荒田
作者：刘荒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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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龛和神位，是家族的图腾，是宗系的根。在它的笼罩下，荫护下，我们生活，因压到底层而生命力格外顽强的家族，勤劳、本分、俗气的小商人之家。
从祖父算，他的辉煌在小镇的海味店和文具店。精力旺盛、精明过人的父亲在晚年叹息生不逢时，青年时是抗战，然后是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和磨难，他发家的壮志消磨在供销社棉布店的剪刀尺子和算盘上。然而，他也有过雄姿英发的年头，美好的一节，偏偏写在民族遭到浩劫的“文革”后期。那时，我和二弟回乡当了知青，一家子用土织机编织草包，每个夜晚，全家在灯下忙碌，两个妹妹纺麻线，两个弟弟操作织机，我负责最后的工序——把草垫子缝接成包，再送到镇上的收购站去。那时，父亲还没到我现在的年纪，运筹帷幄，购买原料稻草和水麻，赚了钱以后就给各人买衣服和鞋子。家里不断的是劳动者的笑语。
更加兴旺的日子在我成家之后，二弟外出工作，妻子在社办车衣厂上班。儿子出生，是家里的重大事件。家庭成员，除了祖父这太上皇般的家长，父母都才五十出头，兄弟姐妹六人，都那么青春年少。厅堂里排着一列单车，一似北方殷实人家的院子拴着驴马。村南头的车铃响起来，三岁的儿子晃着大脑袋，小跑着去迎接，就他分辨得出，是哪位大人回家了。
那是困顿的年代，我在乡村小学当民办教师的年月，青黄不接的4月，锅里是木薯丸子和青菜混合的稀粥。可是，大户人家的气派，在概莫能外的贫困中愈显出自强不息的阵容，那时，祖屋和家庭，那般丰满滋润，那般俯仰不愧。怪不得，对面村子的老者有一次对我恭维：“看你家的烟囱，冒的烟也特别有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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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的童年和祖屋并没有多少缘分，我是在小镇长大的商人后裔，我从来没把自己归类为农民。幼年时，到了端午节，我陪母亲回祖屋拜祭祖宗，大雨刚停，满野的蟾蜍开始合唱，声浪的沉郁和辽阔，一如最大功率的喇叭所放大的哀号，我给吓得屁滚尿流，死死抱着母亲的大腿不放。以后，不敢回去了。到了小学三年级，母亲独自搬回祖屋居住，有时拉上姐姐壮胆。我偷偷问姐姐，在村里住，有什么好玩的？姐姐摸着辫子，想了好一会，才蛮有把握地说：“在塘边石级下，插几枝短小的钓鱼竿，不要铁钓，用麻线拴上蚯蚓就行，过一会，你悄悄拿簸箕从水下慢慢伸到线下，活蹦活跳的‘牛屎虾’， 一兜就是一把！”我顿时雀跃，次日回村，实地试办一次，只捞到比蚯蚓还小的“虾毛”。
往后，我成了中学生。有一年放春假，回村里支援农忙，出勤两个星期。那时母亲独居乡间，巴不得有我做伴。她一反骂骂咧咧的常态，对我从来没那么好过。那一年我该是十七岁吧？门外的田垌，在四月的烟雨里羞怯地绿着，村后的竹林，绿色涨出腻意来，龙眼树开满厚重的黄花。子规声，仿佛这辈子才头一次听到，我随着脾气最软和的本家洪仪伯去拔秧苗时，“咕咕—咕咕”，从溪畔的山岗，长一声短一声，不是飘着来，飞着来，而是带着腿走着来，宛如怨妇的莲步，细碎而坚忍，径直走进一颗渴望初恋的少年心去，我全身战栗，因为从来没听过这般悲哀的天籁。洪仪伯看到我的脸泛白，倒也马上猜到了，说：“在催呢——早耕早锄。”说罢，往手掌啐了一口清涎水，挥起秧铲。那一晚，我在阁楼的煤油灯下，写下一篇伤感的日记，开头拿“杜鹃啼血”发挥了一通。
在祖屋货真价实地落地生根，是当知青的年头。二十岁，瘦削的身体，一颗刚刚从文革的腥风血雨里冲刷过的、满布不甘与恐惧的心，火烧眉毛一般的贫穷和压抑。然而，在祖宗的怀抱里，我成长了，靠着厢房里近千册劫后所余的书。十卷精装的《鲁迅文集》，散放在书桌后面的藤椅旁，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普希金的《尤金·奥涅金》、海涅的短诗集，歌德的《浮士德》，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雨果的《悲惨世界》……插在书架上。煤油灯有时也没得点，只点松香烛，一个夜晚下来，鼻腔里乌黑，那是烛灰。这是个人生命史上的“一锤定音”，从此我肩负起“创造就是生命”的信条，走遍天涯。
厅堂和厨房之间的杉木门与墙壁的夹角，过去放着许多根扁担，其中一根，我拿来挑行李，走过罗湖桥，然后丢弃在九龙的姐夫家，从此肩膀和在肩上磨出骨突来的扁担绝了缘。剩下的扁担多半送了人，但好歹还剩下一二根，特别粗大的楠竹扁担，两头尖尖的，是上山打柴用的，纹理渗透了褐黄色，那是几十里山路上，我和弟妹的汗水浸渍出来的。不过，这回我不会再拿原始工具去躬耕垄亩，它们仅仅是我最初的人生底层体验的凭借，一如在美国，黑色皮鞋、蝴蝶领结、白衬衫，黑西裤与白手套，是我这个资深餐馆侍应生的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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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屋厅堂所度过的一夜，肯定是此生最长的一夜，和它比拟的，恐怕只有“文革”年间在县公安局门前的绝食之夜。1967年盛夏的一天，三顿饭都在学校饭堂的蒸汽柜里变得又硬又冷之际，我把腰带煞到最后一个孔眼，然后，在街心和“战友们”一起对着满天蓝色星斗，巴望天亮，那是肉体的煎熬。在纯黑的“时间隧道”里，挖掘几十年的记忆之矿，有着残酷的快意——咳，我终于把自己的意识移到此生履历表的前端，触及所能体验到的苦难的底部。“不知伊于胡底”才可怕，底部触到，浸没生命的“水”有多深，会不会淹死，心中就有数了。
然后，太阳出来，先爬过阳台的围墙，再扫过天井，待到照亮厅堂西墙地下“五方五土龙神”前的小香炉时，我开始面对崭新的现实。鸡鸣、狗吠、大水牛的蹄音，井台前抽大碌竹的乡人那洪亮的咳嗽，次第从大门透入。我像老去的伶人重返舞台一般，最关注的是自身的形象。好在，不必上工，不必担忧吃饭问题。
第一个要求，该是找人，搭建一个关系网。无论为了收集写作素材还是熟悉民情，以便以后过日子，这都是必要的。
村里头，昔年最好的几个朋友，都不在这里。隔一条巷子住的，早年以童诗名世的诗人，如今在省城退休，此刻也许正和老妻在白云山顶的餐厅喝艇仔粥。住在村南端的另一位诗人，在百公里外当着督学，也许正陶醉于自己做一次报告听众逾千无一溜号的口才。前年回来赶得上见一面的矮个子朋友，才当上中学教导主任，就患了脑癌，去年已作古人。交情浅一些的：能画一手工笔花草的泥水匠阿波、建房子时扭了腰却心疼医药费耽搁了治疗，后来成了瘸子的阿群、在深圳当电工的旧日学生阿英、知青年代和我上山烧炭，在山洞宿夜，后来入赘外地的阿罩，都不在村里。那些我所熟悉的长辈都已不在人世，这些年回乡来，都宴请乡亲，前来就席的老人一年年稀落下去，硕果仅存的一位，向来愤世嫉俗，天天逐个数落村里后生，被人称作“剃头刀”，我在乡村小学当民办教师时，大伙一起咒他跌进池塘淹死，他偏活到八十八岁。今年初回村里，他那当着村长的长子告诉我，老人没熬得过新世纪的第二个冬天。我的贴邻阿汗一家，去年移民洛杉矶，他家门前长了青草，门前影壁后小水井的铁盖锈坏了，孤苦伶仃的摇把倔强地伸向天空。
也许，我能结交的，仅是离家门不到十步的外来户，那位从广西边远山区迁来的中年人。如今整个村庄，算得地道农户的只有这一家，两夫妻承包了全村的大部分稻田，春种秋收，倒也混出个小康局面。他的摩托车停在门口，电视机摆在厅堂中央，门前一道乌黑的排水沟，供孩子放纸船。我近年来每次回乡，都和这陌生人家打过照面，却互不理睬，他们是因了源于自卑的高傲，怕金山客让穷而地位低下的“外地人”吃瘪；我却是因为忙于应付到访的亲朋，没空隙去登门。他们居住的泥砖屋子，建于我当知青的1969年，先前是生产队的队部兼仓库。我和社员一起抬泥砖、铺瓦筒。上大梁那阵，担任生产队会计的洪仪伯不知是恶作剧还是真的虔信，站在墙垛上豪迈地宣告：“再过三年，我们都像大寨那样，人人住新屋去！”三十四年后，这以泥而不是以青砖为材料的屋子，不但没塌坍，还正儿八经地住上老实巴交的农家，这倒是饶有讽刺意味的循环。我这次必须登门拜访，和这土地的实际主人建立双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