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梦回荒田
作者：刘荒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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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深秋，一个平淡无奇的假日。午间，空寂的屋子，安静的书房。槛外的柠檬树毫无表情地，以坠着明黄色果实的枝条抚摸澄明的空气。我文思僵滞，坐着发呆，电脑前的键盘失去滴答声，那是思维之河的动。于是读书，梭罗的《瓦尔登湖》，一本拿起好多回都读不进的书，这回却“入巷”了，可见，读书也类似爱情，来得适时，两极相碰，火花噼啪爆开，来得不是时候，却成了催眠物。
那么，怎么忽然和这位洋陶渊明灵犀相通起来呢？是这样的：最近精神出现了状况，说好听叫“危机感”，但这有赶时髦的嫌疑，自去年9·11，纽约世贸中心变为“0度地面”以后，美国人人自危，要在下一波恐怖袭击到来前寻找逃路，我也未能免俗。说准确点，是年龄的关系。自从儿女自立，在这个第二故乡栖居了二十多个寒暑后，越来越强烈的愿望就是：换一个活法。前半生“为别人活”，往后该“为自己活”——做平生要做而没功夫做没条件做的事，读平生未读之书，见平生未领略过的自然与人文的风景。“为自己活”的基地，我定在故国，我虽然已经放弃了国籍，但没有也不可能失去对她的依恋，在汉字里安身立命的人，最终要回到汉字的国度去，一如落叶归于泥土，是没有折衷余地的宿命。
当然，回去定居，以目前改革开放的繁荣走势看，居住地的选择甚多，不必说一般人的思维惯性，就连我，也会把首选定在大城市如广州、深圳的近郊，其次，是和亲人住处较近的中等城市，如佛山市，图个互相照应。我仍旧把这老家的祖屋作为“狡兔三窟”的最后一窟，未必长住就是了。
特别是，如果发生以下情况中的一种或不止一种，我当毫不犹豫地买上双程机票，回我的村庄——这被我不经乡亲父老批准而擅自拿来当笔名的“荒田”去。在村头最北端，我将掏出一串足有半斤重的铜钥匙，打开深锁的坤甸大门，拉开锈结的柚木趟栊，把行李扛进霉气冲天的青砖老屋：第一，遇到重大的挫折，效民初的官员，归隐田园，闭门思过。第二，思想发生重大转变，需要与世隔绝，思考人生和自己。第三，跌回贫困阶层，兼以年老体衰。
孔夫子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自问：过去的“己之所欲”，施与今天之我，算不算不识时务？是不是强己所难？
荒田村于我，不但为宗族、家族的血缘所系，而且是最后的故园。母亲不知半开玩笑地说了多少遍，1949年我刚满一岁，解放军进攻的炮声逼近十多里外的苏江。母亲用背带背着我，从开着文具店的小镇回村里躲避。母亲扛一把伞，在田梗上趱行时，我在她背后又笑又叫，挥手蹬脚，兴奋异常。母亲担惊受怕之余，对我的举动极感纳闷：兵荒马乱的，欢喜个什么嘛？巧合的是，我此生“开场白”式的记忆，就是从这一情节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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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让我独自回去。我不是“乃瞻衡宇，载欣载奔”的陶渊明，却可能被乡亲误作“掉转船头百算百”的古典金山客。抗战胜利以后那几年，他们从大洋那边的“金山大埠”乘远洋轮到达香港，然后，舟车辗转，终于顾盼自雄地走上布满牛蹄窝的村路。三件头西装，三接头皮鞋，上衣口袋里的袋表拖出黄灿灿的金链，手里一根乌黑的手杖。巷口站满了把脖子伸得和池塘的鸭子一般长的乡亲，渴望以一声巴结的“大老爷”、“××叔”的招呼，换来一个夹着美钞的利是封。体积吓人的“金山箱”，业已由信得过的乡人预先抬进家门。这就是典型的衣锦还乡。为了昙花一现的风光，漂泊异乡的男性乡亲，在唐人街“衣裳馆”带药水味的蒸汽里，在市郊杂碎馆的油烟里，在萨林那斯大田的烟尘里，苦苦熬了大半辈子。在我出生的1948年，外祖父就是这般回去的，携带的不但是毕生的积蓄，还有十个指头都缺掉大半指甲的鸡爪般的手，这是在旧金山企李街和人合伙开豆腐芽菜店，两手长年累月地泡在水里的后遗症。不过，我如果在这二十一世纪之初还乡，可能光彩不起来，因为此行过分突兀。这些年，海归的不少，谁不住进城市郊外新建的小区，当起高级寓公？如果在外头不被一撸到底，谁会逆着“城市化”的潮流，回到乡人迫不及待地外迁的破村？尽管，严格意义上的“落叶归根”，“归”到供着列祖列宗神位的祖居才算“到位”。
我这一趟行旅，不会像台湾诗人郑愁予所吟咏的四川游子一般，“拉纤回去”；也不会像我曾经做过的诗句：“挑担，挑一根花旗松削的扁担回去”，而是采取梭罗的方式，悄悄地独自回去；像赶墟的卖菜汉子，平淡无奇地回去。梭罗在麻省康考特镇的瓦尔登湖畔，自造房子，尽量不花钱，像野人般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在荒田村，我也许待久些，但不能仿效年富力强的洋鬼子梭罗，住在村里不算，还要下地，插秧除草，打禾挑肥，这些农活，在三十多年前的知青时代干，尚且呲牙裂嘴地叫苦，如今一把老骨头在泥泞的田埂，只有摔个仰八叉的份。为了不致冻馁，我会带上尽可能多的钱，当年外祖父带回苏江畔老家的，拢共十七万港币，按当时的币值，在县城旺区买上十栋八栋铺子不成问题，可惜经不起嫖赌饮荡吹样样精通的大舅父踢蹬，才几年功夫便花得差不多。我一辈子打工，勤俭的本领有，花天酒地却不内行。我能带多少？现在没底，总得够对付到终老吧？
还有是行李。梭罗带到瓦尔登湖畔去的是什么，不知其详，钱该有一些，不多，应该够搭建房子的开销，如买工具和铁钉什么的，还带了好些书。至于我，行李尽量地简单，一部手提电脑是少不了的。在美国用惯的电动牙刷、刮须器、电吹风和专除鼻毛的小玩艺，可能也带着，衣服可带可不带，回去置办并不费事，我迄今没有崇拜过任何名牌，蔽体足矣。形而上方面则麻烦些，所有储藏列年著作的软盘，用惯了的“中文之星”软件，微软的办公室软件，上网用的软件，统统塞进行李。从十六岁开始到四十多岁，断断续续地写下的二十多本日记，一本在三十二岁移民美国前诗习作的手抄本，一本美国时期的诗作抄本，从前自掏腰包出版的四本诗集，近五年来不自费出版的十多本散文随笔集，这些价值等于生命本身的精神收成，不管多破旧，多沉赘，都得带回去。一如大脑皮层的皱褶蕴藏记忆的富矿一般。
我在村里住下来，出发点往高尚里说，是从1846年盛夏上山下乡去的洋知青梭罗的著作偷来的：有心地过生活，只去面对生活的必要部分。“我要求过得深，吮尽生命之汁，过得那样的踏实，那样的斯巴达，以致于凡不是生活的部分统统扫尽，把生活逼入角落，把它化为最简单的元素”。可惜，我和他没法比，他是全心皈依自然的哲人，我是提前退休的旧金山旅业餐馆业工会会员。梭罗在瓦尔登湖，只吃黑麦、没加酵母的玉米和马铃薯，有时拔一把长在玉米田的马齿苋，加点盐，也凑合一顿。我却不会太难为自己的胃和口，更要紧的是驱逐从五十步外那所公厕出产的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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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的头几天，当务之急是基本建设。电灯要接上，电线和电表是我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安装的，大概还能用。没电也行，动不动就开灯花的煤油灯别有情趣。水缸，把边沿的苔藓刮去，稍作清洗就行，井台在三十步外。柴草可以向邻居买，迟些时候买个煤气炉，便用罐装煤气做饭。炊具如瓦煲铁锅，食具如碗筷，在布满蟑螂屎的橱柜里该有的是。
铺盖放在南厢房的二楼。一张红漆脱光了的木大床，该是曾祖母的陪嫁品吧？把堆叠在上面的箱子移开来，扫掉厚厚的尘土，还得将蜘蛛和蠹鱼所营造的重重帷幕拆开。腾出靠木楼梯的一角，放一张书桌。蚊帐和足够的被子，绝对需要。被雨水沤坏的窗户要修理。离床头不远处是一道铁闸，如果铁锈没把锁孔蚀死，费点劲打开，那是大阳台。阳台上乌黑的水泥地面铺了一层厚厚的泥沙，那要么是雨水从屋顶的瓦筒冲刷下来的，要么是从不远处的大碉楼飘来的。蒙在天井上的白铁皮，氧化得不成样子了，但没穿洞。从破铁皮的缝隙望星空，想起郑愁予的诗《天窗》：“每夜，星子们都来我的屋瓦上汲水，/ 我在井底卧着，好深的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