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１９６８，怀念那一个春风沉醉的夜
作者：沙 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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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就是说基于贝托鲁齐在人物和人物的细节设置上要附属于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考量，我们也可以大胆地将马修的身份做一个合理的猜想。这个猜想稍显牵强，这是必须承认的，但毕竟它让我们有机会更深入地“进入”到创作者试图让我们进入的那个时间内涵当中去。这就是马修的家乡。法国兄妹在邂逅马修之后好奇地打听他的情况，马修告诉他们他是圣地亚哥人，这个地点在影片中还有几次重复。为什么是圣地亚哥呢，为什么不是旧金山、纽约，或者芝加哥、蒙特卡罗？
1968年7月10日，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学院哲学教授、德高望重的哲学家，七十岁的赫伯特·马尔库塞收到了“三K党”的死亡威胁。“三K党”很可能没读过他的任何一本著作，《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反革命与造反》……但他们知道媒体已经开始把他的学说列入造反学生的思想来源和精神支持。他一直把这次死亡威胁当成儿戏，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他的电话线被莫名其妙地切断了……
现在我们可以踏踏实实地进入到1968年了，即使上面的联想最终遭到否定，但也不会导致误入歧途。即便如此，圣地亚哥与巴黎之间遥远和陌生的距离已经足以令三个年轻人之间的交往呈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真实和新鲜的时间的质感，引起我们的好奇。不论是布景、语言、学生与警察的冲突、摇滚乐、嬉皮服饰，还是从银幕上传递下来的那样一种清新和朝气蓬勃的气息，都完完全全地符合我们对于1968年的巴黎乃至整个欧洲的想象。甚至三位年轻主人公那种对电影真诚狂热的着迷、他们与众不同的思考、跟年龄和身份显得不很相称的针锋相对的讨论，都让我们最大程度地接近他们，接近到那个年代暴风雨掀起的最核心的地带。
导演贝托鲁齐说：“这是一个表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大胆而有趣的故事。我们找来了三位年轻演员主演影片，他们都拥有着这个年龄阶段的纯真、神秘与狂妄自傲之美。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将如何把自身对于精神和理想主义的寻求带给那些1968年的人物。”影片制片人则说：“《戏梦巴黎》不是一部关于1968年巴黎学生运动的电影，而是关于激励他们的青春理想主义。”
贝托鲁齐驾轻就熟地进入到他所一贯热衷的政治与性、爱与道德的两大母题中，当观众和马修一起走进席奥和伊莎贝尔兄妹那座位于巴黎市中心繁华地段一栋高级住宅内的电影梦和性迷宫时，谁也不能保证冷静和清醒地对待所见所闻的一切。
在这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中，作为著名诗人的父亲是一个受批判的对象，他和儿子显然处于截然对立的政治立场上。“诗是请愿书，请愿书是诗。”就是当他面对儿子质问为什么不参加反对政府的请愿书签名时无力的回答。母亲是沉默的英国人，并不过问政治。孪生兄妹举止怪异，他们不仅生活在他们所痴迷的电影情节当中，而且还以一种相当任性的方式保持着与外部世界的疏远和隔离。马修在留宿的当晚就意外发现了他们裸体相对睡在同一张床上的可怖事实，他们相互亲吻、共同沐浴，他们形影不离、亲密无间，并且毫不避讳马修疑问的目光。
“我的影片总是通过一种幻觉展开的，这种幻觉就是乱伦的幻想。在这种幻觉中，我犹如一个玩火的孩子，因为乱伦是一种世界的禁区，可是最后却发现这个世界性的禁区其实并不存在。”
事实上，乱伦只是停留在幻想里，它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生，当马修被卷进那场因为猜电影而引起的荒谬的惩罚之中，被迫和伊莎贝尔当着席奥的面在厨房的地板上做爱时，他惊愕地发现其实伊莎贝尔根本还是个处女。当他满手满脸沾着伊莎贝尔的圣处女之血亲吻她时，在感动之余，他几乎忘记了这对兄妹所做的一切荒唐事，他同时爱上了他们，并且就此正式进入了他们的电影和性爱纠缠不清的生活。
这种生活如此惬意、忘情、疯狂、迷乱，仿佛周围的一切全都停止了运转：“我们几乎不离开住所，不在乎白天黑夜，我们就像漂洋过海，把整个世界甩在我们的身后……”
他们有这个资本，因为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足以支撑这一切，物质生活对他们来说不能构成思考的障碍，相反地，他们有足够的物质条件来思考。他们的爸爸尽管反对他们的观点，但在外出旅游时还要为他们留下一大笔钱，而当他们在家里支起狂欢的帐篷三人裸体睡在一起时，做父母的还要小心翼翼地留下一张支票再悄悄地离开。这种情形很像五月风暴的反对者雷蒙·阿隆所说的那样：革命就是“大学生的露天狂欢节”。
他们在这里谈天说地，聊电影，谈政治，当然还有他们乐此不疲的性爱游戏。不过他们并没有遗忘世界，对所发生的事情也并没有袖手旁观，有的时候，为了遥远的越南或者中国，他们甚至会争论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这个时候，席奥和马修代表着截然对立的观点，而伊莎贝尔则更像一个天真的调停者，一个随心所欲的润滑剂。
席奥：这是在干蠢事。
马修：你是指在越南参战的士兵吗？
席奥：对。他们在越南做什么呢？
马修：他们在战斗。
席奥：他们杀害农民。
马修：士兵也有战死的啊。
席奥：不，他们杀害儿童，焚烧田地。（法语）
马修：难道他们想去那儿吗？他们想战死，并在那儿杀人吗？
席奥：难道你不应该去越南吗？你不也应该去吗？
马修：我不相信暴力。我很走运，我在上大学，我有些没上大学的朋友，他们不怕牺牲。你觉得你能对政府说，不，我反对暴力，我不认同这场战争吗？也许在法国可以，在美国你非去不可。如果你不去，你就得去坐牢。
席奥：我宁愿坐牢，也不会去杀人放火。
席奥：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大导演。用数百万的人拍电影，那些数百万的红卫兵，手里拿着红宝书，一起向未来前进，手中不是枪而是书，文化，不是暴力，你没看到那是多么伟大的史诗般的电影吗？
马修：用书不用枪那说起来容易，但那不是真的，那不是真正的书，那是手册，只是手册，不，听我说，你钦佩的红卫兵，他们都拿同样的手册，唱同样的歌，喊同样的标语，在这部史诗般的电影里，每个人都是临时演员，这让我起鸡皮疙瘩。
分歧其实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这个生长在圣地亚哥市民家庭的美国孩子，和那对生长在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家庭的法国孪生兄妹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是同一个道路上的人。只是因为对电影的共同爱好让他们碰巧偶然地走到了一起，但那也只是爱好而已，他们对世界、对人生、对越南战争、对毛泽东，都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和认知。世界在他们的眼中其实原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两副模样，分道扬镳是迟早都要来到的事。
于是那个帐篷里的狂欢之夜、那个酒醉酣睡的美梦就这样被突如其来的一粒石子打破了。如火如荼的游行队伍从窗下经过，镰刀斧头的红旗和标语口号如翻滚的热浪一阵阵地袭来，那粒石子一定是游行队伍和警察爆发冲突时投掷出来的，当它打碎他们的窗户和美梦时，汹涌如潮水般的革命的狂潮席卷而来，势不可挡地闯入了他们精心营造的这个电影和性爱的迷宫。他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是无法回避的，当面对选择时，这对兄妹所呈现出来的义无反顾的坚决和投入，简直如对电影般痴迷的投入，令所有观众大吃一惊。
席奥和伊莎贝尔接过激进学生递过来的燃烧瓶，手拉着手冲向与警察对峙着的火焰燃烧的“最前线”。他们面无惧色，并且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火焰中他们年轻的面庞显出从未有过的率真和兴奋。但是与此同时，马修愤怒地劝阻着：“这是暴力！使用这瓶子就是法西斯！”他徒劳地看着那对曾经和他亲密无间的兄妹大踏步地走向警察，摇摇头，转回身，离开了群情激愤的游行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