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１９６８，怀念那一个春风沉醉的夜
作者：沙 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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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奶与蜜的世界里，1968年的年轻欧洲人想要当——一个全人。
——“五月风暴”的口号
2004年，沉寂多年，曾经以《巴黎最后的探戈》、《末代皇帝》名震一时的贝托鲁奇带着根据吉尔伯特·阿戴的小说改编的《戏梦巴黎》重回电影院，再次引起轩然大波。巴黎街头暧昧的空气、三个年轻男女的情爱纠葛、充满挑逗意味的少女裸露的身体、毫不动情的性爱场景、界限模糊的同性之爱与兄妹乱伦，以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最大限度的挑战，让人们极其自然地联想到三十年前那场舞在巴黎的最后的探戈。赞赏者称他是宝刀不老，批评者指责他恶习不改。但是无论如何，贝托鲁奇以其一如既往的勇敢和执着，真诚和审视的姿态回到我们中间，当他回溯那一段过往的青葱岁月时，我们也会不由自主地迷失在那一个春风沉醉的1968年的夜晚……
《戏梦巴黎》是以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五月风暴”为背景，讲述乱世之中一女两男之间微妙而极端的关系。三个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其实是整个世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个缩影，他们带领我们穿越时光隧道，回到整个欧洲大陆政治空前激进的年代，“性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最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年代，同时也是贝托鲁奇留学法国的难忘的青年时代。
毫无疑问，这段经历在他的心中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迹，以至于事隔多年之后，他在回忆时仍然充满了难以掩饰的革命激情。我们不仅可以从影片中那些抗议示威的镜头中体会到，也可以从主人公对中国革命伟人的崇敬当中看出端倪：席奥和伊莎贝尔的房间里到处可以看到毛泽东的画像、塑像，我们熟悉的标语就贴在墙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在电影对白里，席奥甚至还引用了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那段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绘画绣花，不能温良恭俭让……”。
不仅仅是革命和性爱，也不仅仅是标语和口号，《戏梦巴黎》还剪辑和收录了多部当年经典老电影的片段以及1960年代的经典摇滚乐融入到情节当中，包括1960年代文化偶像吉米·亨德的“Third Stone from the Sun”，著名迷幻摇滚乐队Grateful Dead的名曲“Dark Star”， 特吕弗与戈达尔两位法国新浪潮电影先驱的《四百下》、《精疲力尽》、《狂人皮耶罗》中的主题曲。种种元素叠加在一起，为观众编织了一幅既遥远又亲切，既朦胧又清晰的唯美画卷，这样一部精致而煞费苦心的影片，无疑是贝托鲁奇对上个世纪那个迷人年代一次深情款款的致敬。
或许听上去有点怀旧的意味，但贝托鲁奇却一再强调，这部影片是拍给当下的年轻人看的：“我曾问过自己，为什么不能把当年的故事讲给今天的孩子们听呢？”当年的年轻人如今已经长大成人，也许他们的下一代会有兴趣了解自己的父辈们曾拥有过的那段充满热血与激情的青春岁月。对于贝托鲁奇来说，性与政治都不是表达重点，允许理想主义随风飘荡的社会环境才是他想呈现给观众的珠玉。按照他本人的说法：“《戏梦巴黎》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那个时代可以看作是当今现实的一面镜子。”
这个念头在他的头脑中已经酝酿多年。就像《戏梦巴黎》的最后一个场景，法国兄妹席奥和伊莎贝尔甩开他们的美国朋友，手拿燃烧瓶大踏步地走向严阵以待的防暴警察。贝托鲁齐解释说，这一幕是为了声援近期意大利热那亚与美国西雅图等地反全球化组织的示威行动。他希望此片能“给当今的青年带来一份希望”。他说：“现在的情况和当年不太一样。在1968年，大家普遍认为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而你会成为这个进程的一部分。但今天看来，事实并不是这样。我想表达的正是这种感受。”
这与当年英国的学生运动领袖，牛津大学学联主席塔里克·阿里在他的新书《1968，反叛的年代》中所说的不谋而合：“我们幸福，是因为在我们心中怀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世界上那些受压迫的人，为了每一个人。”
五月风暴：记忆的迷幻火车在“1968”停靠
有必要重温那段历史，因为尽管它发生在遥远的另一个大洲，但其实确与我们曾经有过千丝万缕、息息相关的联系。
当中国的红卫兵在中华大地上“破四旧，立四新”，以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进行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的时候，一场同样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大规模的文化变革运动在美国、法国、联邦德国、英国、意大利、爱尔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西方主要国家相继出现。各国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彼此呼应，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叶一道特别醒目的历史风景线。
其中影响最广、意义最深远的，就是法国1968年爆发的五月风暴。经典镜头是：左翼知识分子领袖萨特拿着扩音器站在街垒上发表声情并茂的演讲，在他身旁是坚定的支持者波伏娃。萨特当时最具号召力的语录就是：“现在青年人与学校之间的惟一可能的关系，就是砸碎它。”
在这背后隐藏的深刻的社会根源是:1964—1965年，法国第五共和国经历了战后第三次经济危机，1967年又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失业问题在危机的影响下也日趋严重。经济危机加深了社会阶级矛盾，工人阶级首当其冲，罢工事件时有发生，同时也间接损害了中间阶层的利益。
一种对社会不满的情绪开始蔓延，并迅速进入校园，大批大学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威胁，对法国僵硬陈旧的教育制度和社会制度日趋不满。他们在马尔库塞、卡斯特罗思想的影响下，尤其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感染下，渴望着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向现存制度挑战。与此同时，戴高乐体制的反对派力量也逐渐加强，特别是左翼党派在一致反对戴高乐的基础上，开始相互靠拢，法国政治社会出现向左转的趋向。左翼政党已逐步联合起来，成为戴派势力强有力的挑战者。这一切预示着一场强烈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斗争之火首先在大学里点燃。从1967年秋天起，农泰尔文学院一些系科的学生为反对僵死的教育制度以及不合理的管理制度，掀起了持续不断的罢课浪潮。1968年3月22日，警方在巴黎逮捕了六名被怀疑因反对美越战争而向美国在法产业投掷炸弹的学生，引起农泰尔文学院学生的广泛抗议。在社会学系三年级德籍学生科恩·邦迪的鼓动下，学生们占领了学院的行政大楼。“3·22运动”揭开了五月风暴的序幕。
5月10日， “第一个街垒之夜”。
5月中旬，冲突从大学生转向社会，斗争出现高潮。
5月13日，八十万法国人举行了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性游行。短短的四五天中，全国总计有一千万人参加斗争。整个法国几乎处于瘫痪：工厂停工、商店罢市、银行邮局关门、电话中断、交通停顿、剧院停演，甚至连“法新社”、“法国广播电视公司”的职工也加入了罢工行列。
5月24日，戴高乐发表广播讲话，鼓吹改革可以，乱来不行。一小时后，数千名学生又走上街头和防暴警察发生激烈冲突，遭到警察镇压，爆发第二次流血的“街垒之夜”。
至此，社会危机逐渐演变为政治危机。
《新观察家》周刊主编吉达就此次运动的意义写道：“从法国来看，这一次不算革命的革命使法国的学校、家庭、夫妻关系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五月的街垒使法国的左派放弃了乌托邦狂想，在催泪弹的烟雾中，新一代的以社会治理为己任的左派脱颖而出。六八年实际上意味着世界战后秩序走向崩溃的转折，而这一转折不仅仅是政治意义的，也是社会与道德意义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