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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乡村：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看
作者：薛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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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这个故事似乎可以被纳入到五四启蒙文化中，被阐释成封建礼教残害人性的故事。不过，把人性的本质规定为欲望的，却不是启蒙文化。更重要的是，启蒙文化所构筑的现代/传统二元对立并不体现为城市/乡村的二元对立。而在摩登上海文化中，城市一方面如吸血鬼般榨取农村，一面将两者阐释为现代与传统的关系，而使这种榨取完全合法。
被不少当代知识分子蔑视很久的《子夜》，在一开头也讲述了乡下人进城的故事。吴老太爷因为乡村土匪猖獗不得意投奔在上海的资本家吴荪甫。没想到，一到上海，就被光怪陆离的灯火、子不语的怪力乱神似的汽车以及香气扑鼻的女人给吓死了。虽然不少当代知识分子很讨厌茅盾，但是这一段乡下人的“震惊”体验倒经常被提起，并被阐释为现代的城市与古老的乡村的冲突，显示出僵死的乡村必然的灭亡：
“老太爷在乡下已经是‘古老的僵尸’，但乡下实际就等于幽暗的‘坟墓’，僵尸在坟墓里是不会‘风化’的。现在既到了现代大都市的上海，自然立刻就要‘风化’。去罢！你这古老社会的僵尸！去罢！我已经看见五千年老僵尸的旧中国也已经在新时代的暴风雨中间很快的很快的在那里风化了！”
这是《子夜》中的知识分子范博文的观点，李欧梵在《上海摩登》谈及吴老太爷的死，与范博文的观点差不多。大概都是认同摩登上海的现代性的缘故吧。但这不是茅盾的观点。茅盾并没有认同这种现代性。相反，他的《子夜》、《林家铺子》及农村三部曲，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危机，在所谓中国资本主义黄金时代中，乡村如何被纳入到了城市的体系中而破产而发生革命。因此，乡村并不在和现代隔绝的所谓传统的一方。
如今，可以告慰认同摩登上海现代性的人士的是，被压抑的现代性早已不再被压抑了，而五四启蒙文化与革命文化，倒销声匿迹了。王德威以《落地的麦子不死》为题，讲述被压抑的现代性如何回归，如何在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有了新的传人，从阿城到苏童、叶兆言，乃至王安忆（不过王安忆似乎并不领情），到处开花结果。不过，在摩登上海又一次如日中天、乡村的危机又一次凸现的当下，人们免不了问，到底谁压抑了谁？
农村包围城市
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力量进城而夺取政权，以革命者的形象改造“反动”的城市，对于认同上海摩登现代性的人而言，是黑暗的开始。我们从五四启蒙主义文化中，也似乎找不到任何依据来赞同这样的行为。即便在西方传来的革命文化中，这种行为也是匪夷所思。以正统马克思主义看来，革命力量应该产生于城市无产阶级，而农民就其本性而言，倒是反动的。尽全力以中国社会自己的标准来论述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梅斯纳，也只好把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归为民粹主义——一个在西方观念中可以被理解的概念（参见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这个概念意味着不能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意味着无视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条件，意味着唯意志论和浪漫主义，当然，也意味着这不是真正进步的学说。
日本思想家竹内好在1957年写有文章《亚洲的进步与反动》。他指出，进步史观产生于近代欧洲,故在导入这个进步史观之前,亚洲不曾有过关于进步的思考方法,也不曾有过产生进步史观之基础的历史事实——带来急遽变化的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因此,这里所提及意义上的反动这一思考方法也不曾存在。在竹内好看来，只有亚洲与近代欧洲接触后，进步与反动才在亚洲展开。但是，在欧洲清晰的概念到了亚洲，变得模糊不清了。虽然欧洲还可以坚持其进步史观。《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马克思看来，这是资产阶级“非常革命的作用”。所以，马克思在他的《鸦片贸易史》一文中，会作出如此的判断：“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在“历史进步”和道义发生冲突的时候，马克思不可能不强调这种道义来自所谓半野蛮人和陈腐世界。虽然马克思并没有在此赞美资产阶级，但认同资产阶级现代性的中国学者会经常引用这段文字。
马克思在讲述一个大故事：首先是资产阶级创造出一个世界，在资产阶级完成了这种创造之后，无产阶级将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而阻碍资产阶级全球扩张的力量，是反动的，不仅仅于资产阶级而言是反动的，而且于无产阶级革命而言也是反动的，因为这种阻碍力量并不利于这个大故事的完成。显然，中国革命并没有买这个故事的账，把中国革命作为思考对象的竹内好也没有买这个故事的账。竹内好几乎是针锋相对地指出：
近代欧洲入侵亚洲,使古老的亚洲得以解体,从而在亚洲内部引起内发式变革,这一历史事实难以否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侵入者独占了代表进步的专利,那么对它的抵抗当然不得不以否定进步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抵抗能够被称为“反动”么？许多被视为亚洲存在着民族主义的证据的历史事件,难道没有从这样的疑问出发进行再评价的必要吗？例如,太平天国是以打倒清朝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可是从反面来说,这又是取代清朝而试图建立新王朝的复古运动。同样,1857年印度的印兵大起义曾经试图复兴莫卧儿王朝。而义和团的反动性格则是众所周知的。（竹内好《近代的超克》，三联书店，2005年）
“进步”以入侵的形式进入亚洲、进入中国，“进步”的观念不可能不发生动摇。这种“进步”不遭受抵抗是不可想象的。而伴随着对“进步”的否定，必然是对进步的重新定义。中国的“进步”不是等待着西方“进步”力量的入侵，变为殖民地，进而等待西方更进步的无产阶级来解放自己，而是把西方入侵的所谓“进步”力量定义为反动的帝国主义，把抵抗侵略的义和团等定义为进步的；把在马克思看来陈腐的清朝政权中的反帝力量定义为进步；把争取中国独立的民族主义斗争定义为进步；把与帝国主义势力结合在一起的内部力量定义为反动，进而把中国大多数民众起来反抗内外压迫的斗争定义为最革命和最进步的斗争。这种进步观是欧洲无法想象，却在中国的革命文化中创造出来的。在这个观点支配下，上海摩登式的欲望和消费，成为落后而腐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必须得到深刻的改造。
在现代世界历史的展开中，设想一种民众大联合的未来，一种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天下，这与马克思设想的物质条件充分保障的共产主义不同，在马克思眼里，第三等级的兴起使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这是第三等级对世界历史的贡献，而第三等级的危机来临于“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所以第四等级兴起后顺理成章地消灭私有制。而对于中国革命文化而言，私有制问题的核心不是社会有了巨大的财富，而是有限的社会财富不能被少数人垄断。所以，第四等级——劳动者的兴起要做的事情是打破少数人对社会财富的垄断。中国革命文化所设想的未来不是玩似的“上午打猎、下午捕鱼、晚上从事批判”，而是劳动者的生活，是善良、勤劳者的集体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是放纵欲望，而是互相帮助和爱护；不是无尽地消费，而是有节制地享受生活。在价值上，革命文化要用中国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劳动者的美德来改造整个世界，包括城市与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