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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乡村：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看
作者：薛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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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中国革命文化的理想，并不处在五四启蒙主义文化的对立面。相反，中国革命文化始终把自己作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化的合法继承者。与此相应的是，写了《阿Q正传》的鲁迅最终可以和写了唾骂鲁迅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的人握手，并肩战斗，共同对付另一种现代性力量，虽然鲁迅和他战友之间也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但我们却无法设想鲁迅能与十里洋场的颓废者、消费者、范博文之流站在同一立场上。书写农民的愚昧、麻木、冷漠的鲁迅，心里藏着的是“气禀未失之农人”形象，他们有赤白之心，有神思，“普崇万物为文化本根，敬天礼地”（《破恶声论》）。这种源自农人的人性理想，与革命文化构想的人性并非没有相通之处。
在革命文化中，存在着以城市和知识分子为他者而建构的主体形象及价值观，在此，劳动者，尤其是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得到了重新评价：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此话如今大概会被不少城市人和知识分子所耻笑吧。人们会把这种言论看成是思想宰制的方式：以体力劳动者的价值观念来打压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脑力劳动者。确实，中国革命的展开过程中权力者使用手段宰制知识分子的现象比比皆是。但如果仅仅以物质手段来打压，革命文化获得领导权的可能性就绝对不会存在。如果能平心静气地看待这段话，也许我们更能体会其中说服人的地方。革命文化在此要求改变一种价值观和人性观，那是以第四等级——劳动者的兴起为基础的。与劳动者的世界相匹配的，必须要创造出一种能把劳动者的价值、生活方式包容进来的文化，在此，劳动者是主体，不是他者。他者是那些贬低、鄙视劳动者的“剥削阶级”人性观、审美观。
也许，闻一多在最后岁月里的心得更能让知识分子重视。他似乎是在重复毛泽东的观点：
从心里就爱起，和受苦难的人在一起，他身上的虱子爬到你身上来，都不觉得他脏。这是很痛苦的事，因为我们出身大都是剥削别人的。但一定要改造自己的思想。（闻黎明，《闻一多传》 ，人民出版社，1992年， 第382页）
作为诗人、学者的闻一多不在延安，怎么也能体悟到这个道理呢？这种文化逻辑在现代中国，几乎是一条“规律”而被不少人感应、体悟和发现。不管是张开手臂欢迎，还是对此矛盾、彷徨，未来中国是劳动者的天下，总是被来自不同背景和持不同观念的人们所预测。从朱自清、到闻一多，从曹禺到萧乾。曹禺的体认尤其说明问题。《日出》一剧写一个类似于五四青年的方达生到摩登城市中寻找自己的恋人竹筠，但竹筠已经变成了陈白露，成为富人们的交际花。方达生无法与昔日的恋人展开爱情的故事，因为对于陈白露而言，五四式爱情的虚幻她已经尝够了。方达生无法理解她怎么变成一个随随便便的女人，没有羞耻心的女人。而陈白露则坦言她的欲望：“我出门要坐汽车，应酬要穿些好衣服，我要玩，我要跳舞”，这种欲望使她不得不在摩登城市中、在富人中寻找可能性。无论曹禺还是剧中的方达生和陈白露，都不再可能把这种摩登的生活方式看成是进步的，相反，曹禺借陈白露口说的是“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在陈白露自杀的同时，屋外的工人们传来打夯的歌曲：
日出东来，满天大红！要想得吃饭，可得做工。
坚定而有力的歌曲充塞着宇宙。屋内渐渐黯淡，窗外开始明亮。陈白露自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劳动者的世界。它淘汰了以欲望的满足为核心的价值观，而代之以劳动的价值观。
曹禺强调，太阳不属于陈白露，也不属于方达生，当然也不是属于曹禺。1940年代后期的张爱玲也体认到了未来劳动者世界的到来，当然这个世界不属于她。萧乾1966年曾自杀过一次，他留下的遗言说：“新社会固然美好，只是我挤不进去。”也许，更应该指出的是，太阳也不属于茅盾、丁玲、何其芳、老舍等等这些经过苦闷、彷徨和反思而认同了太阳的人。
六十年前的今天，闻一多写有《人民的世纪》（发表于《大路周刊》创刊号，1945年5月。收入《闻一多全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年），斩钉截铁地宣布：
假如国家不能替人民谋一点利益，便失去了它的意义，老实说，国家有时候是特权阶级用以巩固并扩大他们的特权的机构。假如根本没有人民，就用不着土地，也就用不着主权。只有土地和主权都属于人民时，才讲得上国家，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
思想的惰性会让人们马上送出一顶民粹主义的帽子，以便在欧洲的思想脉络中定位这种观念。所不同的是，“人民”所强调的共同体，不再是俄罗斯公社意义上的小共同体，不是村社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知识分子、现代化等等，都不是在人民的对立面，需要人民去摧毁的。而是说，前者的性质和发展需要得到人民的检验。“人民至上”的出现，为天道崩溃以后的中国，重新找回了一个意义世界。
回答几个问题
在与刘旭先生的对话（见《天涯》2005年第一期《有关底层的问答》一文）中，我说：“与陈映真交谈，他说的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以前从来不被当成人看的农民，真的成为人了。他们真站起来了，你不能不把他们当成人来看，你不敢把他们妖魔化。一个普通人，有自己的尊严，而不以富人作为自己的归宿。穷人家的女儿，她不一定希望自己嫁个富人，她有自己的尊严，她根本不可能用尊严来交换什么，我的生命，我的身体，我的灵魂都是不能出卖的。”补充说明一下，陈映真只说了一句话，后面是我的发挥。这话引来了梁卫星先生的质问：
在社会主义时期，农民真的成为人了吗？他们真的站起来了吗？他们真的有自己的尊严了吗？那么，剪刀差是怎么回事？人民公社是怎么回事？户籍制度又是怎么回事？如果不是无知，这段话简直就是居心叵测！（《文化殖民，抑或是意识形态奴役？》，载天涯社区（www.tianyaclub.com）关天茶舍。删节版见《天涯》2005年第三期。顺便指出，该文将刘旭和我的对话视作对王晓明先生的《L县见闻》的理论阐发，这不是事实。希望本人的这篇文章也不要被当作是对王文的探讨。）
大概很难理解的就在于，有剪刀差、有人民公社、有户籍制度，但也有人的尊严。后者不是某个党派恩赐的结果，而是中国现代文化政治实践的结果之一。梁卫星补充说：“如果说那时候农民真的有尊严感，那也明显是意识形态洗脑的结果”，也许，在我所认为的文化政治的实践，在梁看来无非就是意识形态的洗脑吧。我无意肯定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一切现象，当然，任何现象在我看来都是需要重新理解和解释的。但我相信，社会主义时期所强调的劳动者的尊严在文化上是存在的。这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贫富差异，在城乡之间，在城市内部的普通工人和吃“定息”的人们之间，在官僚和百姓之间，在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但是，社会主义文化不再使富人发挥文化上的作用，也不再使穷人面对富人低人一等。也就是说，富人无非只是吃得好点，拥有比较多的钱财，如此而已，他没有多少可能因其富裕而耀武扬威、不可一世。或者说，假如有人（比如高干子弟）敢这样做，他将受到文化上的强大反击。用越穷越光荣来概括那个时代实在很无聊。不过，贫穷不是耻辱，是当时的普遍观念。对社会主义历史的普遍无知在于，一些人只会用党派专制来概括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