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城市与乡村：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看
作者：薛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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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的一大壮举是彻底驱逐了在城市盘踞几十年的摩登文化。消费型城市被改造成为生产型城市，阔太太富公子也许还在某个角落打麻将，到高档饭店吃大餐，也许还可以到一些场合跳舞，但舞女不复存在，妓女全部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享乐的场合奇缺肯定会让富人们心生恨意。但是假如不愿意太无知，倒应该好好感受一下那个时候城市里的工人阶级文化。很可惜，工人阶级文化不是以文字形式保存下来的，所以不会被知识分子所重视，但好在那个时期的工人还活着，他们会告诉你他们在那个时候的喜怒哀乐，他们如何安排生活，如何学习和工作，他们有什么苦恼，他们面对城市有没有异己感，他们有没有自己的娱乐。
梁卫星说：“可能的情况是，工人们在那个时代和农民一样被意识形态洗澡，将浑身上下，从肉体到灵魂都洗得一派透明，没有了任何私人追求，一切均与意识形态的宏大歌唱为是，有的恐怕只是一种虚幻的尊严感而已。”（出处同上）
挺荒谬的。我无法设想所谓的意识形态能把工人和农民都洗得像白痴，连任何私人的追求都没有。从历史上看，老工人由于新旧社会的变迁，有较强的“翻身感”，因此对国家和政权有较大的忠诚。到了第二代，年轻工人对私人生活的渴望开始变得强大了。当时工厂的纪律比之现在，真不知道宽容多少倍，泡病假、迟到和早退在年轻一代中屡见不鲜。怎么可能没有私人追求呢？问题倒是，在宽容的纪律下，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文化并没有被摧毁。这种文化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党派领导手里吗？未必！领导可以在台上、报纸上、广播里宣传党派思想，但从工人阶级的角度看，这个思想能否被接受是需要检验的。在工人阶级文化中，私人追求的膨胀是被否定的，但克己为公与忠诚于党派，并不是同一回事。对公共事业的热情，对他人的关心程度，是工人阶级文化评断人的“觉悟”程度的标准。这是在工人为主体的世界里广泛实践的文化政治！在这个世界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而是互相体谅和帮助。生活的意义不在于掠夺别人，成全自己，而在于牺牲自己，帮助别人。这就是曾经有过的世界！
一篇副标题为《因为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世界》的文章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当然也被广泛唾骂，文章极为抒情地概括了这样一个不同的世界：
一个不为利润的文化、一个普通劳动者成为主角的文化是可能的。一个不以考试为目的的教育、一个学费低廉的教育是可能的。 一个不以赢利为目的、为最广大劳苦大众服务的、廉价的医疗保障体系是可能的。一个不用担心失业和竞争的社会、一个普通人有着安全感的社会是可能的。一个人不再是商品的社会、一个每个人的生活都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是可能的。一个每个人都是哲学家的社会、一个每个人都能从宏观上把握世界的社会是可能的。一个依靠本民族劳动者创造力的经济、一个自力更生的经济、一个不依赖于国际资本的经济是可能的。
这段引文我做了重新组合，删除了每句的开头。这倒不是为了避讳什么，我认为，这样一个可能的世界不是某个个人能代表和创造的。我相信，从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思以及与劳动者的接触中，从劳动者的生活实践中，更能真切体会到这样一个可能的世界。这个可能的世界并不等于传统社会主义历史。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理想。但是，在历史上，存在着这个可能的世界的实践，在与各种力量的搏斗中艰难地实践着。
从理论上阐发这个可能的世界，特别是从历史的研究中真正寻找到这种可能性，都是困难的。这篇凌乱的文章根本不能有效地阐发这些理论和历史问题。但是，一个强有力的动因在召唤着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思考：
我们到底是否愿意接受一个少数权力者和富人侵吞社会大部分财富的世界，并把这个世界的出现描述为必然的规律。
我们到底是否愿意接受一个在文化的各个方面，生活方式、想象力、审美和价值观上被少数人全面宰制的世界，并驱赶不符合这一切的任何文化想象。
薛毅，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无词的言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