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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一个实践者的思考
作者：彭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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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治疗手段的优势
西医治病，除了手术之外，就是服药。对于许多器质性的疾病，手术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很多人不适合于手术，很多人手术后留下长期的后遗症，同时，手术也改变不了产生某些器质性疾病的内环境，例如，肿瘤、囊肿、结石，割了又长，难以根除。西药绝大部分是上个世纪发明的化学合成药物。而这些药物所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和导致的药原性疾病，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中医治病，主要也是两大类手段：针灸与方药。针灸被西方人认为是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针灸治病疗效好，副作用小，特别是在镇痛、调节内分泌紊乱、调节神经功能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据美国一家医学杂志统计，针灸至少对四十六种疾病的治疗拥有优势。而且，针灸是一种非药物疗法，不存在药物在体内代谢或存留对人体器官所造成的任何伤害，因此，针灸在西方国家受到普遍欢迎。中药绝大部分是天然药物，天然药物比化学合成药物副作用小，据说，这是因为前者的化学结构更接近人体细胞，因而亲和力大，损伤力小。在这里，我要着重指出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中医治病，历来看重的是方剂，而不是中药，这在外人、特别是外国人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其实，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方剂固然是由药物构成的，但是，根据个人经验，使用一味或几味中草药治病取得疗效，这只是经验医学的水平；选择几味或十几味中草药、按照严谨的构方原则组成方剂来治病，这才上升到了科学方法的高度。中医目前临床所使用的药物不超过一千种，中医历代使用过的药物也不超过一万种，但是，由这些药物组成的古今方剂却至少达到三十万首。这是为什么？因为方剂的创制，存在着很高的技巧性和科学性，即使同样的几味药物，仅仅因为用量不同，所适应的证就可能完全不同。我们从《伤寒论》的桂枝汤、桂枝加桂汤、桂枝加芍药汤等完全可以领会到这一点。古人特别强调要“因证制方”，就是因为已经意识到“方证结合”的思维模式，能使人体输出信息与输入信息的对接达到标准化、规范化，从而取得人体疾病信息处理的最优效果。历代名方是中医学最精华、最核心的部分，在医学史上，几乎每一首方剂的问世，都凝聚着创方者的心血和经验，十分珍贵。现在教中医、学中医的人，绝大部分不理解这个极其重要的道理，以为守古方是抱残守缺，自己拟方是发展创新，不愿去大量记诵古方，不屑于使用原方，以至于临床疗效下降，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特别是大部分搞中药科研开发的人，把重点放在单味中药上，总是想从中发现或提炼出某些有效物质，从而取代西药，挤入国际医药市场，这种研究思路似乎有问题，几十年来，开发出来的重大药物没有几个，反倒被美国人研究出几十种单味中药对身体有损害，现在，不但要担心“废医存药”的问题，照这样研究下去，连中药都在现代社会“无地自容”了。我历来不敢相信现代化学的研究手段有多么高明，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石膏退高热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至今为止，现代化学就是分析不出其中哪一种物质起的作用。石膏不过是由两水硫酸钙组成的一种简单无机物，研究结果尚且令人汗颜，更何论中药大部分是有机物，更何论方剂又是由多种中药组成的。况且，有什么理由说在实验室里通过化学分析得出的结果与服药后在体内发生的作用是一致的？我作为一个临床医生，对《中药大辞典》最大的意见是：每当在临床上发现某种药疗效好，想查查现代研究结果、找到一点理论根据时，书中往往“王顾左右而言他”，令人失望的时候何其多！我不能设想在“现代”的旗帜下到处都留下空白的这种研究结果，究竟有什么权威性！总之，我在这里要强调的重心有两点：第一，中医内服药的优势不在单味中药，而在由中药组成的方剂；第二，检验中医内服药优势的标准，主要在临床疗效，而不在实验室里用有限的手段可能得出的检测结果。
B.治疗思想的优势
“治未病”是中医学最著名的思想之一，这种预防医学思想早在《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就已经形成，所谓“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临渴穿井，临斗铸兵，岂不晚乎？”即在疾病形成之前，甚至还处于萌芽状态，就应当积极预防和治疗。在《黄帝内经·素问》的第一篇“上古天真论”中，系统阐述了身心调节、起居调节、饮食调节的各方面要素，如：“恬淡虚无，真气存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形与神俱”等等。这些思想贯穿于整个中医学中，当然是极其可贵的。近几十年来，联合国卫生组织提出“健康新概念”，许多医学科学家提出“现代医学必须由单纯的生物医学转型为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医学”，人们广泛了解到在健康与疾病之间还存在一种“亚健康”状态。所有这些新观念，坦率地说，都是中医学坚持了两千多年的老观念，并且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西医从上个世纪开始广泛使用的免疫制剂，无疑也是“治未病”、即预防群体疾病的一项更伟大的措施，但是，要实现医学转型、要用医学手段促使人们从亚健康状态转向健康状态，西医该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其原因是，西医目前的这种范式已经形成好几百年了，自从十八世纪意大利的莫干尼利用解剖发现患者的组织改变，发表了《疾病的位置和原因》之后，至今为止，西医仍然把寻找病因、寻找病原微生物作为治病的首要前提，由于充分利用了近、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西医对人体的微观认识越来越清楚。特别是近年来，现代科学在绘制人类基因图谱等方面取得的巨大突破，更加强化了西医使用微观方法的信心。在这种大背景下，试图劝说一个西医临床医生转换一下思维定式，多用宏观的、整体的、联系的观点看待疾病，恐怕收效甚微。目前，虽然西医的检测手段越来越先进，然而，有相当多的疾病最终是查不出原因的；有相当多的疾病一开始查不出原因，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到查出原因时，疾病已成严重发展的态势。对于一切以检测结果为主要用药目标的西医来说，因此而误诊、耽误病情的实例，的确不在少数。我们可以经常看到一些痛苦不堪的病人，被医生宣布无病，他认为有病是你自己的主观感觉，是一种心理障碍，因为所有的客观检测指针都是呈阴性的。中医却不以检测指针作为诊断标准，而是以证候——人体发出的疾病信息作为诊断标准，只要有证可凭，就有办法治疗，这就使得那些处于亚健康状态、处于疾病初中期而检测指针暂时显示不出、属于功能紊乱、属于内分泌紊乱的人们能获得有效的治疗，这可以说是古代“治未病”思想在现代的运用和发展。
西医对付疾病的主导思想，是对抗性治疗。发现是细菌引起的疾病，用磺胺、抗生素杀死它；发现是细胞增生变异引起的癌症，用手术割除、用放化疗杀死它；发现是病毒引起的疾病，虽然目前还没有发明出杀死病毒的药物，也转着法子想杀死它，例如：用干扰素杀乙肝病毒，等等。人文学者王一方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这是一种典型的‘战争模式’，有‘敌人’，有‘杀伤性武器’；有‘战场’，有‘战斗’，把治疗关系定格成对抗关系，药物手册里有许多类药物都以‘抗××’命名，抗生素、抗寄生虫药、抗感染药物、抗肿瘤药、抗过敏药、抗贫血药，连维生素C都曾叫‘抗坏血酸剂’。其实，维生素类是营养要素，补充型的治疗思路，而非对抗型思路。从医学人文的角度看，‘战争模式’的治疗观容易产生两种迷失，一是把病人当‘敌人’，把疾病与生命混为一谈，抗生素的摄入不仅杀死致病的细菌，作为代价，也杀死了正常的菌落，使体内菌群生态发生倾斜，同时，抑制体内免疫功能，中间代谢物还可能引发免疫反应。二是确立了外在干预（涉）占主导的治疗观念。”（《医学与哲学》，2001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