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中医：一个实践者的思考
作者：彭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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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学渊源
我出生于中医世家，却并非书香门第，祖上是农民，原籍湖南岳阳彭家大垸。清朝道光年间，曾祖父彭银樵不满包办婚姻，从老家出走，一担青菜挑进长沙，成了城里的打工仔。有一次，看到钉马掌的工匠在削马蹄皮，突发奇想，他将削下的马蹄皮放在新瓦上焙枯，调上冰片、麻油，试着用来治疗臁疮：一种当时劳动群众最常见、最不易治愈的小腿胫部溃疡，俗称“烂脚杆子”病。岂知真的有效，一炮打响，由此起家，俨然当起了“外科医生”，当然，按大清律例，现时标准，只能算作“江湖郎中”。从此，彭氏医生的招牌在长沙市白马巷64号一挂就是七十余年，直到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烧起为止。
祖父这一辈，有五人行医，业务涵盖了中医各科，以大伯祖父的名气最大。他老人家专攻叶天士的学说，一部《临证指南医案》，读得滚瓜烂熟，用得出神入化。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湖南省政府主席、军阀何键的父亲得了病，老爷子从乡里头次进城享福，不到半月，一病不起，高烧不退，群医束手。伯祖父以上等高丽参一枝烧炭、加保和丸煎汤，一剂而热退身凉。明明是一个消化不良引起的“滞烧”，用几分钱一帖的打滞药就可以解决问题，偏偏就难倒了众多名医，不知如何既能照顾到病情，又能照顾到大人物的面子，让善于玩“脑筋急转弯”的伯祖父捡了个便宜。经何键一褒奖，伯祖父于是乎就“饮誉三湘”了。
我的父亲行四，学医的是二伯、三伯。二伯彭崇让生于1902年，家境贫寒，只念了四年私塾，全靠博闻强记，苦读成才，青年时即医名鹊起。五十年代初，本拟调中国中医研究院，恰逢得了肺结核，未能成行。后来入聘湘雅医学院，担任中医顾问、教授、1959级西医学习中医班导师。二伯曾为胡耀邦、叶剑英、王震、陶铸、杨得志等来湘的军政大员多次看病。徐特立先生的夫人患有一种“癔病性昏厥症”，每次发作即昏不知人，任何药物无效，过几天就自动苏醒。1964年初，徐夫人在长沙发病，二伯用黄芪一两、防风五钱，浓煎鼻饲，旋即苏醒。徐老先生大为惊叹，问原因。二伯回答：这个病中医古有记载，名“尸厥”，《史记·扁鹊传》中，晋国大夫赵简子得的就是这种病，扁鹊凭脉断定三日后复苏，未尝用药；《旧唐书·许胤宗传》中，柳太后得此病，御医用黄芪、防风煎汤数斛，置于床下，熏蒸而醒；我不过是依样画葫芦、新瓶子装旧酒而已。听得徐老先生感慨不已，不久，亲自提名二伯为第三届省政协常委。
对于先人的这些轶闻趣事，虽然从小耳熟能详，但到后来从事医学史研究时，我还是正经八板地考证了一番。结果发现：用马蹄皮焙枯治臁疮，方书未载；人参烧炭消滞，经传无考；即使是将赵简子、柳太后、徐夫人，千年故事一锅勺，也似乎有马嘴驴唇、移花接木之嫌，不那么绝对科学严谨的。我这几位可敬的先辈，除了敢于实践、胆识过人之外，还有一股子灵性，也就是中医常讲的悟性，所谓“医者，意也”，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与诗品中的心有灵犀、画论中的形神兼备、文章中的妙手偶得、佛学中的境由心生等等，是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的。但悟性这东西，用讲究实证的现代科学方法，大概找不着形态，它却是渗透于中国古代文化各门学科的灵魂，而一个缺少悟性的中医，永远只能在低层次的临床实践中徘徊。
最初跨进中医这个门槛，远没有听故事那么开心浪漫。我开始为徒学医，已过弱冠之年，背书的“童子功”自然是没有了，对中医的了解，也近乎一张白纸。二伯递给我一本张仲景的《伤寒论》，嘱咐不许看注解，以免受干扰，要把原文反复读熟，仔细体会，直至倒背如流，全部刺进脑子里，溶进血液中。二伯是有名的伤寒大家，平日里说起《伤寒论》来，口若悬河，纵横千古，这时节却来了个“沉默是金”，把我打入冷宫，令我独学无友。莫可奈何，我整日在《伤寒论》中遨游爬疏，苦思遐想，围绕着这本小册子，搬来一大堆中基、方剂、中药、内科著作，像无头苍蝇一样，瞎冲乱撞。王国维讲的读书三境界的前二境“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我当年啃这三百九十七条简牍的真实写照。大约半年后，当我还在这两层境界中熬煎度日时，二伯把我带上了临床，一经点化，全盘皆活，我逐渐明白了《伤寒论》的价值，享受到思维的乐趣。当然，到蓦然回首，见灯火阑珊、佳人俏立时，己经在很多年以后了。至今为止，没有哪本书读得像这本书这么苦，也没有哪本书像这本书那样使我获益终生。
就这样，白天抄方看病，晚上读书讲经，我在伯父身边度过了五年典型的中医师徒相授的学习生涯。二伯最后一次教我，是临终前的一刻。那是1978年1月17日，春寒料峭，二伯病危，等我赶到他身边时，经过他的学生们的抢救，能坐起来了，面色潮红，精神尚好，大家松了一口气，二伯一会儿嚷着肚子饿，要吃荷包蛋下面，一会儿喊我接尿，我刚把尿壶凑上去，忽然抓住我的手，叫我摸他背上的汗，连声问：“摸到没有？摸到没有？这就是绝汗，绝汗如油啊！”话音刚落，气绝而亡。二伯用他生命迸发的最后一闪火花，为我上了最后一堂课。这是怎样的一堂课啊，刻骨锥心，终生难忘！
2. 中医的科学方法
古代中医对人体生命活动的研究所采用的认识论和治疗疾病所使用的方法论，主要来源于老子《道德经》。《道德经》第二十一章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老子提出的道，是一种哲学范畴，既是指宇宙的本原，又可以指事物的普遍规律，以及每一门学科的最高法则。根据我的理解，这段话的意思是：“道这个东西，是混沌模糊的，它的内部，有形象，有物质，从外面观察，似乎能看清楚，却又看不真切。在它的幽暗深处，藏有精气。这种精气是十分真实的，有信息传递出来。”这段韵文很流畅，并不难懂。从外面看不真切的是象和物，因为形象和物质是静态的；能够感受到的是精，因为精气是动态的，老子用“其精甚真”来强调流动的的精气给人造成的逼真的感官冲击，而体内的信息是靠精气的流动递送出来的。
请仔细体会一下：这不正是概括了人体生命活动这个复杂系统所具有的模糊性、不可直观的特点，并且揭示了医学应当为之采取的研究方法吗？的确如此！请紧紧抓住象、物、精、信这四个关键词。先讲信，信的意思是凭据、信息。人，只要是活着的人，不论处在健康、亚健康、患病的哪一种状态，总是有愉悦、疲乏、不适、疼痛等各种感觉，这就是体内发出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仅自己可以感受到，旁人也可以观察到。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四诊，从各个角度来捕捉、收集病人体内发出的信息。然后，将收集到的各种信息分类、归纳、抽象，上升为“证”。证是经过加工提炼之后的信息，可以据此确定疾病是在体表，还是在体内，属于寒性，还是属于热性，人与疾病之间的态势是属虚，还是属实，整体性质属阳，还是属阴，形成了有名的“八纲辨证”。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先生几年前在香港做关于“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古代科学”关系的一次讲演时，提到中国古代科学家善于把复杂的现象归纳、抽象成简单的原理，举的就是“八纲辨证”的例子。在辨证清楚之后，医生或用针灸，或投汤药，给予种种治疗，而采用的所有治疗措施，都是医生向病人体内输入信息。病人经过治疗后，是好是坏，又会通过主观感受和客观体征的改变这些新的信息，反馈到医生那里，医生再决定如何进一步治疗。这就是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教给我们的“辨证论治”。辨证论治，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中医处理人体疾病信息所采用的科学方法。辨证有严密的逻辑，论治有严格的规定，不是可以任意施为的。这就与光凭经验用药的“经验医学”有了本质的差别。举例来说，《伤寒论》第十三条：“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在这里，头痛、发热、汗出、恶风四种症状，就是患者得病后体内发出的四种信息，这一组信息经张仲景分析、归纳后，抽象、上升为风寒表虚证，而后用桂枝汤治疗。由桂枝、白芍、甘草、生姜、大枣五味药构成的桂枝汤这个信息组，在输入患者体内后，使体内原来发出的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这一组信息迅速消失。于是，这种特定信息的输出与输入，形成了一个范式，清代伤寒名家柯琴称之为“桂枝汤证”，并且将伤寒方所适应的证全部命名为麻黄汤证、小柴胡汤证、白虎汤证等，继而提出以“汤证结合”为纲学习伤寒论的方法。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和十分正确的导向，真是慧眼独具！“汤证结合”或“方证结合”概念的提出，使输出信息与输入信息的搭配标准化、规范化，达到了信息处理的最佳效果。掌握和贯彻了《伤寒论》的辨证论治方法，就可以使中医摆脱经验医学的桎梏，上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大幅度提高治病的疗效。为什么中医临床家总是反复强调治病时要“认证无差”？因为对疾病信息的归纳、分析、判断一旦有错，再多、再好的方子也不会有效；为什么经方派医家一再叮嘱用伤寒方必须用原方，“不可随意挪动”？因为几乎每一首伤寒方都有严谨的结构，而且被多次证明：这是对应于某一个证的最佳输入信息组合，如果随意加减，破坏了它的结构，即使认证再准，输入了错误的信息，治疗同样会失败。现在人们动辄批判经方派医家守旧复古，谁知“不可擅自改动经方”之训，其中蕴藏着深刻的道理，浅薄的反而是自己。只要认真读过《伤寒论》的人都知道：在《伤寒论》里，有分析，有综合，有演绎，有归纳，有抽象，有推理，有假设，有比较，组方缜密，计量严谨，中国古代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成果，被张仲景运用发挥到了极致。在这里，不需要解剖知识，不需要动物模型，不需要药理试验，不需要实验研究，不需要统计分析，只需要掌握好患者与医生之间直接的信息交流，也就是掌握好辨证论治这个中医处理人体信息时所采用的科学方法。因此，辨证论治是中医所有科学方法中最重要的方法，是近现代医学从来没有采用过的方法，是目前中医、西医两个医学体系相互沟通中最难以逾越的障碍，但它却是中医临床的核心和灵魂，是中医认病、治病最犀利的武器。《伤寒论》不仅提出了辨证论治的思想，而且通过书中理、法、方、药的紧密结合，完成了中医临床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高度统一，所以，它在中医学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试问：《伤寒论》所阐述的，难道只是一种经验医学、应用技术，而不是一种科学体系吗？结论应当是不言而喻的。有人认为：中医的治疗经验不具备可重复性，不能经统计学处理，因而它是一种经验医学。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如果是针对西医所说的病，中医任何良方可能都经不起统计学处理；如果是针对中医所说的证，中医无数方药的疗效不仅经得起亿万次的统计学处理，而且精确的辨证论治可以取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有效率，例如《伤寒论》中的两百余首经方，重复了一千八百余年，至今仍然疗效卓著。请问，有哪一种西药比得上中医古方的这种统计和重复呢？用评价西医的当代科学标准来评价中医，用研究西医的科研方法来研究中医，必然导致中医的悲剧，但这何尝又不是当代科学的悲剧？明明看到那些临床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治某种病疗效卓著，用他的方子去做实验，却得不出阳性结果，没有统计学意义，只好否定，这不是活活的“睁眼瞎”吗？这把貌似公正的“金尺子”，不知挫伤了多少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为了屈从西医的科研标准，他们只好放弃自我，而放弃自我的结果，导致搞了几十年的科研，却拿不出一项像样的、世界级的中医成果来。这不是中医不科学，更不能证明中医治病无效，只能说中医还没有建立起一套符合自己这门学科的“金标准”。当然，正如我曾说的：中医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自然科学仅存的熊猫、活的化石”，言外之意，现代社会几乎再找不到类似于中医这样的古代自然科学，没有参照物，要建立自己的“金标准”，实属不易！没有办法，只好先借别人的鞋来紧自己的脚，甚至要削足适履，还得低声下气，这种做小媳妇的日子当然是不好过的。我认为中医的科研要想扬眉吐气，取得真正的突破，必须走自己的路，而要走自己的路，必须先做自己的鞋，建立一套适合本门学科的科研方法和评估体系，如果一时做不到，不妨把全面继承放在首位，耐心等待当代科学的嬗变，否则，一条死胡同走到黑，是难有出头之日的。我注意到近年有报道说，日本研制的《伤寒论》小柴胡汤制剂已成功打入美国的药品市场，我不知道“小柴胡”是如何逃脱“统计学处理”这一类紧箍咒的，这似乎应当引起有关科研人员的高度重视，仔细研究，迅速跟进，也许从中能找到一条中医药迅速融入现代社会的快捷方式。我早已觉察到西方人并不把“金标准”当作什么金科玉律来卡中医的脖子，也许是因为不存在竞争就没必要踩对手的缘故吧。总之他们一直在假装“睁眼瞎”，明明用实证的方法看不到经络的存在，却不去否定它，反而大开绿灯，到处放行，这种中国式的“难得糊涂”，倒表现了一种科学的聪明。如果硬把当代科学当作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把自己完全不懂并且根本不想去弄懂的东西统统斥之为非科学，岂不是太霸气一点了吗？倘若我们的科学工作者能够意识到当代科学和当代医学的某些不足和缺陷，目光稍微留意一下中医独到的临床方法论，也许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找到当代科学的原动力。钱学森先生二十多年之前曾说过：中医的合理内核一旦被揭破，整个现代科学都要改写。虽然改写的时代远没有到来，悲剧的阴霾依旧笼罩着中医的天空，可是，从中却透出了一线亮光。最近，中国科技部向中国中医研究院下达了一项科研课题，题名为：“中医药科技信息库”。课题的设想前提是：既然中医古代治病是一种信息的方法，而这些信息又都保存在一万余种中医古籍中，为什么不利用计算机这个当代科技的最高成果来处理这些信息呢？先从中药文献开始，而后是方剂、临床各科、医案医话等等，用建立知识库系统的形式，把两千年来中医治病的信息采集、存储下来，使中医的物化、功能化语言成为计算机语言，以利于在现代社会的传播，在数字化地球的大框架下，实现“数字化中医”。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工程，我虽然只参加了其中微不足道的一点工作，但从中受到鼓舞。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发明的计算机网络，有可能成为任何学科的发展前沿，与它同步，就是真正的“与时俱进”，这种全新的思维、研究方法和手段，有可能使中医出现整体的、跨越式的突破，并由此起步，最终实现中医的现代化，让中医从此走出悲剧的阴影，变成一曲人间喜剧。这是一幅多么美好诱人的前景！